朱熹帝學思惟的構成與發展
——以《年夜學》為中間的考核
作者：王琦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于 《朱子學刊》，2017年第2輯。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七月廿八日丁酉
耶穌2019年8月28日
摘要：關于朱熹對《年夜學》的經典詮釋，學界多關注其與理學的研討，而忽視了《年夜學》與其帝學思惟建構的關系。從《壬午應詔封事》初次提出以《年夜學》為帝王之學，到《癸末垂拱奏劄》《庚子應詔封事》《辛丑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包養感情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擬上封事》，朱熹的帝學思惟經歷了一個逐漸構成、發展與定型的過程，其貫穿始終的主題，就是通過講明《年夜學》之道以正君心立紀綱，規范帝王的德性修養與政治管理，從而貫通學術與政治，成績君德帝業，實現政治社會次序重構與儒家霸道幻想。
關鍵詞：朱熹、《年夜學》、帝學、正君心、立紀綱
朱熹畢生“于四書用功最勤最密”，[①]而《四書》中，又以《年夜學》用力最多，甚至以“正心誠意”四字來歸納綜合其生平之所學。[②]他不僅從頭詮釋《年夜學》，建構了以《年夜學章句》為《四書》之首的理學新經典體系，“教全國之士”，而“待朝廷之用”；[③]並且紹續范祖禹以《年夜學》為帝王之學的理念，[④]力圖以《年包養甜心網夜學》為框架，建構帝王之學，為國家培養幻想的堯舜圣王之君。但是長期以來，學界多關注《年夜學》與朱熹理學思惟的研討，而忽視了《年夜學》與其帝學思惟建構的關系。其實，早在1162年（紹興三十二年），朱熹于《壬午應詔封事》中便提出了以《年夜學》為“不成不熟講”的“帝王之學”的理念[⑤]，之后，他還先后撰寫了《癸末垂拱奏劄》（1163）、《庚子應詔封事》（1180）、《辛丑延和奏劄》（1181）、《戊申延和奏劄》（1188）、《戊申封事》（1188）、《乙酉擬上封事》（1189）等系列言“帝學”的封事與奏劄，展現了其帝學思惟不斷構成、發展與成熟的過程，寄寓了其以《年夜學》為依托，力圖貫通學術與政治，致君堯舜、得君行道的政管理想，彰顯了《年夜學》在朱熹思惟理論體系中的主要位置。
一、朱熹帝學思惟的萌芽
朱熹第一次提出以《年夜學》為“不成不熟講”的“帝王之學”，是在紹興三十二年（1162），恰逢“孝宗即位，詔求婉言”，朱熹上《壬午應詔封事》。[⑥]開篇便言：“圣躬雖未有過掉，而帝王之學不成以不熟講也”。認為帝王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直接關系到“全國國家之治與不治”，力圖以《年夜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正學”，引導帝王“躋之堯舜之盛”。帝王“茍包養app惟不學”，學則當以此為主，以應當世無窮之變。[⑦]次言罷“講和之說”而“定修攘之計”；[⑧]三論四海利病與斯平易近休戚之來源根基，在于正朝廷、舉賢才，此三事為全國“要道先務而不成緩者。”關于“學”與“治”之間的關系，朱熹認為應該以“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于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于后，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此中”[⑨]講學明理是政治管理的條件，任賢使能則是修政惠平易近的關鍵，體現了在“學”對于“治”的優先性與指導性。雖然其封事最終沒有被孝宗采納，但卻是朱熹第一次以《年夜學》引導帝王與政治，建構帝王之學的嘗試。
朱熹上《壬午應詔封事》之后至隆興元年（1163），因金軍進侵，南宋王朝的政局在短時間內，經歷了從隆興北伐到符離兵敗，以致屈己乞降的敏捷轉變，這些都極年夜地安慰了朱熹，使他認識到掉敗的本源，就在于朝廷，因此應詔上《癸末垂拱奏劄》三劄。第一劄論“年夜學之道”。指出年夜學要旨在于“自皇帝以致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而修身的根源又在于格物致知以即物求理，誠意正心以樹德，家齊、國治、全國平“莫不由是而出焉”。帝王包養價格當博訪真儒“講而明之，考之于經，驗之于事，而會之于心，將年夜學之道用之于修身治國的政治生涯實際之中，知其所當為與不當為者，以此“正其本”而“萬事理”。并進而指出孝宗即位以來，國家的“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的包養網站本源，就在于“不講乎年夜學之道而溺心于淺近虛無之過也”，未能以《年夜學》為正學，而惑于記誦詞章之說與釋老之學。[⑩]第二劄，論國計。朱熹認為朝廷之所以會出現“戰”“守”“和”之“三端六說長短相攻、能否相奪”的混亂局勢，就在于孝宗“不調和于義理之最基礎，而馳騖于短長末流之故。”解決的辦法，就是通過“講學以明理”，“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必不成恃”，罷講和之議，合戰守之計為一，以復君父之仇，家國之恨。[11]第三劄，指出制御蠻夷之道的最基礎是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幸門、安固國本四者為急先之務”，請求“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實而毋治其名”，“則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12]
朱熹本次奏對，延續了《壬午應詔封事》的基礎精力并予以深化，所以黃榦指出其《癸末垂拱奏劄》：“三札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師長教師以為制治之原，莫急于講學，經世之務，莫年夜于復讎，至于徳業成敗，則決于正人、君子之用舍，故于奏對復申言之。”[13]在“學”與“治”之間，以講學明理為先務，“理”明而后定國計，國計定而后施之于政。但是朱熹的婉言惹起了孝宗的不悅：“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仇之議；第三奏，論言路阻塞，佞幸鴟張，則不復圣語矣。”[14]最終以掉敗告終。《壬午應詔封事》與《癸末垂拱奏劄》，是朱熹在同安主簿的任期結束，對南宋基層政治管理與平易近生疾苦有必定的歷練與認識之后，針對時局與時弊，開始用《年夜學》影響帝王，施之于政治的兩次嘗試，可視為其帝學思惟的萌芽階段。
二、朱熹帝學思惟的發展
上《癸末垂拱奏劄》后，隨著“隆興和議”的簽訂，朱熹長期請祠閑居，將一腔報國的熱情化為學術研討的動力，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著書立說、授徒講學的生涯，對《年夜學》等儒家經典的研討興趣日濃。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初次序定了《年夜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包養故事[15]淳熙九年（1182），又將以上四書合集為《四書章句集注》，刊刻于婺州，[16]樹立了龐年夜的理學新體系，完成了其生平學問的第一次總結。與此同時，朝廷的政局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相，首薦朱熹，差知南康軍。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正式到差。在南康任上，朱熹再次目擊了綱紀頹壞、軍政紊亂給生平易近所帶來困苦。淳熙七年（1180），孝宗命令監司郡守“可條具平易近間利害”，朱熹剛好“適在可言之數”，便抱著捐生出逝世、萬逝世不吝的決心，從國家全國之年夜本著眼，上《庚子應詔封事》。[17]
奏札開頭，朱熹便直奔主題：“全國國家之年夜務莫年夜于恤平易近”，而“恤平易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罷了矣”。這是其在南康任上“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后以此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18]得出南宋王朝富強的最基礎就在于正君心立紀綱。在此，朱熹提出了其幻想的全國紀綱，就是“鄉總于縣，縣總于州，州總于諸路，諸路總于臺省，臺省總于宰相，而宰相兼統眾職，以與皇帝相能否而出政令”，[19]也即皇帝與宰相、群臣各盡其職，相互制衡，共治全國的政治構想。而要實現這一幻想，就必須使得政令“一出于朝廷之公議”，從國家與蒼生的整體好處出發，杜絕“苞苴請托之私”。[20]可是在君主集權的國家，綱紀不克不及以自正，必人主之心術公正正年夜，無偏黨反側之私”，綱紀才會有所“系而立”。然在外物與私欲的誘惑下，“君心不克不及以包養意思自正”，必須親賢臣遠君子，設立“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講明義理之歸，方可“閉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21]不僅指出了正君心是正朝廷、百官、萬平易近，實現君臣各正其位、國家富強、蒼生安康的關鍵，並且凸起了儒家正學與儒者之師在君德養成中的主要感化。
雖然本次上封事距離其第一次提出帝王之學，已經時隔十八個年齡，但從封事的內容，可以看到朱熹以儒家正sd包養學引導帝王重振綱紀，成績治道的思緒逐漸清楚與開闊爽朗。正君心立紀綱，是朱熹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所能找到的解決國家政治危機最為最基礎與有用的方法，所以他在《庚子應詔封事》里自述道：“且臣頃于隆興初元誤蒙召對，蓋已略陳其梗概矣。今請昧逝世復為陛下畢其說焉”，[22]再次重申了其在《癸末垂拱奏劄》中的一貫理念，并將“講明義理之歸”與“為治之源”的重心歸結于正君心立紀綱。“正君心”的實質就是用儒家之道來規范君主的修身樹德，避免君主個人私欲的無限膨脹；“立紀綱”的實質就是在具體的政治實踐操縱中，以儒家之道規范君權運作與國家次序，確保君臣各安其位、盡其職，互不相侵，因此其“正君心立紀綱”實質上具無限制君權的意義。所以朱熹《壬午應詔封事》一上，便戳中了孝宗的痛處，孝宗年夜怒曰：“是以我為亡也。”朱熹盼望能夠感發孝宗“奮發剛斷，一正宸心，斥遠佞邪，樹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平易近”的拳拳忠君愛平易近之心，再次付諸東流。[23]只能回到南康，在抗旱救災與社會管理中，再次開始了其道濟蒼生，救平易近于水火的艱難之旅。
淳熙八年（1181），朱熹因在南康任上修舉荒政，平易近無流殍，頗有包養合約政績，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逢浙東年夜饑，朱熹“遂以本日拜命”，并乞許奏對，[24]上《辛丑延和奏劄》七劄，一言天人譴告，二言正君心，三言救荒之務；四言水利社倉；五言紹興和買，六言蠲減星子租稅事；七言白鹿書院賜院額事。此中一二劄，“以所陳不宜宣泄”，為朱熹親筆書寫，重在格君心之非，為本次奏對的重點。[25包養犯法嗎]三、四、五劄論浙東救災事宜，第六、七劄論南康任上遺留問題。
第一劄從天人譴告的角度，引導孝宗反思“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饑饉連年，平易近多流殍的緣由，就在于人君“天心未豫，國本動搖”。[26]第二劄言人主之心。認為“人主所以制全國之事者，本乎同包養ptt心專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以天理與人欲之異來分析人主之心的公私邪正，指出形成國家“治亂安危有年夜相絕者”的最基礎緣由，就在于君主的“一念之間”。[27]君主只要做到了正心誠意，“循天理、公圣心”方可“正朝廷之年夜體”，任賢使能，選拔剛明公平之輔相與忠信廉節之士，“上輔君德，下固國本，而擺佈私褻使令之賤無以奸其間者”，“恬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眾職之勝利”。反之，人君若有“人欲私衷之病”，則不難為奸偽饞匿之徒蠱惑心志，而導致朝政紊亂。[28]接著朱熹聯系實際，從孝宗之心的隱微處，痛斥其采取的兩面設防、彼此牽制的駕驅之術，是導致國家“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平易近怨”局勢的最基礎緣由。并自言，其恐孝宗“于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往年應詔封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以呈。[29]
本次奏對，朱熹進一個步驟深化了《庚子應詔封事》中正君心立綱紀的觀點，運用理學思惟，以天理、人欲之分，道心、人心之微作為正君心的關鍵點，盼望孝宗能夠“深察天理，以公圣心；廣求賢忠，以修圣政。”[30]力圖以天理為最高原則，從權力的源頭，正君心立綱紀，避免君主因私欲膨脹，導致對國家政治生態與運行機制的破壞，以此拯救南宋王朝危機，緩解蒼生困苦，達致正朝廷百官與全國萬平易近的幻想後果，[31]為朱熹“帝學”思惟的發展期。雖然朱熹依然未能感格君心，可是在賑災一事上，他還是獲得了孝宗的支撐，朝廷“出南庫錢三十萬緡”救濟款，[32]于是朱熹回到浙東，馬不斷蹄地開始新一輪的救災賑荒。
三、朱熹帝學思惟的成型
淳熙十四年（1187），在周必年夜與楊萬里的薦舉下，朱熹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務。[33]淳熙十五年（1188），有旨詔朱熹進朝奏事，朱熹上《戊申延和奏劄》五劄，開始了其人生的第三次奏對。朱熹總結了其前兩次奏對“曾缺乏以上悟圣心”的最基礎緣由，在于本身“辭不別白，旨不清楚”，學力不夠，[34]是以本次奏對，朱熹在前四劄在分別論國家刑包養app訟之原、州縣治獄官之選任、經總制錢之弊、諸路科罰之弊等問題之后，將奏對的重點放在了第五劄“誠意正心”之學上。
為警醒孝宗，達致奏對後果，朱熹在第五劄開頭便直指孝宗即位27年來，之所以“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的最基礎緣由，就在于其“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未能做誠意正心的功夫，以致“一念之傾，而公私邪正、長短得掉之機未嘗不豆割角立而交戰于此中”，導致賢愚混雜、政事不修、國事日敗。而改變現狀的關鍵則在于捉住最基礎，以堯舜精一執中的“心法之要”，盡往老子、浮屠之說，從一念之萌處謹包養平台而察之天理、人欲之別，“推女大生包養俱樂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知是知非，辨別賢愚，圣心洞然，“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得以與乎帝王之盛”，成績君德帝業。[35]本次奏對，朱熹接著《庚子應詔封事》《辛丑延和奏劄》的正君心立紀綱的要旨，進一個步驟闡今天理、人包養行情欲之分乃是正君心出治道的關鍵地點，并就若何正君心、做工夫提出了學理依據與具體方法。雖然本次奏對依舊沒能打動孝宗，但君臣問答互動，氣氛卻是比較融洽的。
延和殿進對之后，朱熹“伏俟數月”，未見孝宗“有略實施者”，自感“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于疾作而猶有未盡焉”，是以“輒取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十一月，朱熹包養sd再上《戊申封事》，一論全國包養妹之年夜本，二論當前之急務，三論時論之得掉，對其生平學術與政治思惟進行了一次年夜總結，周全體現了朱熹重構南宋政治與社會次序的幻想與藍圖。
起首，朱熹從南宋王朝的全局著眼，指出當今社會包養管道存在著總體性的危機，“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是以必須以正君心為最基礎，從權力的源頭確保國家政治機制的正常運行。由于在君主軌制下，“全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人主之心正，則全國之事無一不出于包養站長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全國之事無一得由于正。”因此要拯救南宋的危機，就必須以正君心為重點，引導君主通過經典學習，依循天理而行，區分道心人心之別，做惟精唯一、低廉甜頭復禮的功夫，達致“私欲凈盡，天理風行”的境界，正君主而正其家人，“次及于擺佈，然后有以達于朝廷而及于全國”，將儒家的價值理念與治國原則落實到日用常行的立品處事、治國施政之中。反之，君主之心只需有“一念之邪”，就會產生私心、私家、私費、私財等一系列連鎖反應，“全國萬事之弊”則是以應運而生。“淵、覿、說、抃”等擺佈便嬖之私，內作淫巧，交際將帥年夜臣，而導致的綱紀紊亂、包養網車馬費風俗敗壞、兵愁平易近怨的教訓就是實例。是以正君心乃是治全國萬事的最基礎，人主當加強自律與自覺，“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歸正”，崇儒重道，依循天理而行，正心以正朝廷百官、六軍萬平易近而出治道。[36]
次論當今之急務不成緩。朱熹分別從輔翼太子，選任年夜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平易近力，修明軍政等角度，批評了因君心不正而導致的系列嚴重后果，以此包養ptt警醒君主加強自我約束，從國家與社會公義的“天理”出發，管理家國全國而成績堯舜圣王的德業事功。朱熹運用大批的筆墨與事例證明，指以上六事的實現，其本在于帝王之心。人君“同心專心正則六事無不正”，則必能私帑以歸版曹，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擇宰相而選牧守，得將帥士氣作，討軍實而廣屯田。上自朝廷下達州縣，賢才在為，人盡其職，苛政不立，則“平易近力庶乎其可寬矣”，而收其勝利之效。而一旦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即便是“備精勞力以求正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全國之事愈不成為。”[37]六包養sd年夜急務與君心之本，環環相扣，親密相關，君心正則綱紀立，綱紀立則全國治。這是朱熹目擊南宋朝政紊亂、軍政不修、國事日衰、百孔千瘡的現狀，為拯救國家危亡而開出一劑猛藥，其矛頭直指權力的源頭——君主自己的德性與才能。
封事第三部門，析時論立正學。起首朱熹批駁了有關恢復年夜計的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或主沿襲無事；或主奮厲有為，認為從當時國家實際出發，安身長遠，“正心低廉甜頭，以正朝廷、修政事”而后可攘蠻夷，既反對偷安主和，又反對冒進取險。[38]其次，朱熹辟佛老而立儒學。指出兩者從概況上看似乎有“不約而合者”，但實質有主要區別：儒學以生命為真實，其“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而佛老之說則以生命為空虛，是“正途之榛蕪，圣門之蔽塞”，當辟之而后可與進道。[39]最后朱熹對管商深謀遠慮學說進行了批評。盼望孝宗能夠深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包養網評價，取“明善誠身”的儒學“妙理”與“活法”，尊奉堯舜等古先圣賢之說以成治道。[40]可見，朱熹的帝學就是要以儒家正學與邪道來匡正君心，規范政治，求得國家的長治久安與蒼生的充裕安康。
關于本次所上的封事，朱熹說道：“臣之所論，雖為一時之弊，然其規畫，實皆治體之要，可以傳之久遠而無窮。蓋前圣后圣，其時雖異，而其為道未嘗分歧。此臣之言所以非徒無望于本日，而又將無望于后來也。”[41]《戊申封事》是朱熹根據現實政治的一時之蔽，為國家長治久安而規劃的為治之要。朱熹以正君心立紀綱為焦點的帝學思惟，雖然看似迂遠遼闊，但卻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解決南宋王朝整體危機的最基礎性計劃。他之所以不厭其煩，不計后果地向孝宗進獻誠意正心之學，也無非是盼望從為治的源頭與最基礎出發，以《年夜學》為框架，建構其幻想的帝王之學，實現用儒家正學匡正君心，致君堯舜，道濟全國的政管理想。所以束景南稱《戊申封事》是“朱熹生平對南宋社會的一次登峰造極的周全分析，也是理學家用正心誠意之學解決社會急切現實問題的有名范例。”[42]朱熹的愛君憂國之誠終于打動了孝宗，“疏進，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急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43]
淳熙十六年仲春（1189），孝宗內禪，光宗趙惇即位，朱熹上《己酉擬上封事》以為“新政之助”。[44]將《戊申封事》中所言的“全國之本”與“本日之急務”等要旨，具體展開為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奸佞，抑私恩以抗公平，明義理以絶神奸，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國本，修政事以御外侮等十年夜辦法，[45]從正面論述帝王應該若何正心修身理政，是儒家之“學”與治國之“術”的有機結合，說明至此，朱熹的帝學思惟已經定型并成熟。與此同時，朱熹于淳熙十六年（1189），對《年夜學章句》《中庸章句》等進行了第二順序定，其以《四書集注》為焦點的理學體系也完整成熟，體現了學術、思惟與政治之間的互動與融通。
四、結語
歷經多年的磨礪與思慮，朱熹的帝學思惟日漸成熟。假如說朱熹從《壬午應詔封事》以《年夜學》為“不成不熟講”的帝王之學，至《癸末垂拱奏劄包養故事》言年夜學之道要旨，為其帝學思惟的萌芽階段；那么在《庚子應詔封事》與《辛丑延和奏劄》中，朱熹將帝王修德立政的關鍵歸之于正君心以立紀綱，視為君臣各正其位、共治全國的最基礎原則，則是其帝學思惟的發展期；而在《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擬上封事》中，朱熹從頭對其正心誠意之學進行了反思，以正君心為全國之年夜本，而配之以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方面的施政綱領，從講學明理、正心修身以致于齊家、治國、平全國設計了一系列環環相扣的具體辦法，為其帝學思惟的定型階段。其歷年來所上封事與奏札構成了一個有著內在聯系的有機整體，體現了其帝學逐漸發展與成熟的過程。對此黃榦總結道：“師長教師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年夜原，其后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后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看于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46]其貫穿始終的主題就是通過講明《年夜學》之道以正君心立紀綱，規范帝王的德性修養與治國理政，從而成君德立帝業，實現政治社會次序的重構與霸道幻想的實現。這也是為什么有人勸誡朱熹在面見帝王時：“‘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被朱熹斷然拒絕：“吾生平所學包養女人，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的最基礎緣由。[47]
以上這些封事與奏札，為朱熹紹熙五年（1194）進侍經筵，撰寫《經筵講義》，以《年夜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啟發宋寧宗，周全闡發其帝學理論，做好了學術、思惟與政治上的準備。在《經筵講義》中，朱熹對其三十多年來的帝學思惟進行了周全總結與闡發，通過天理論、心性論、功夫論等命題的綜合運用，答覆了帝王為什么學，學什么，若何學等問題，為帝王學為圣王及政治社會次序的重構供給了理論依據與邏輯論證，完成了宋代帝學理論的第一次建構任務。[48]這既是對范祖禹“帝王之學謂之‘年夜學’”理念的繼承與發展，[49]又為真德秀進一個步驟標舉與完美“帝學之學”，創作《年夜學衍義》供給了思緒與框架，從而使《年夜學》在宋代呈現出理學與帝學兩種分歧的詮釋路徑。[50]恰是在范祖禹、朱熹、真德秀等宋代士年夜夫的不斷詮釋與改革下，《年夜學》成了為對上至帝王下至通俗蒼生皆適用的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之“格律”與“真諦”，逐漸成為全社會配合遵照的行為規范與價值觀念，從而進一個步驟推動了儒學的社會化與普及化。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四書》經筵講義研討”（16BZX056）階段性研討結果。
注釋：
[①]錢穆：《朱子學提綱》，北京：生涯·讀書·新知三聯出書社，2002年，第200頁。
[②]脫脫等：《朱熹傳》，《宋史》包養情婦卷429，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757頁。
[③]朱熹：《送李伯諫序》，《朱子全書》第2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10年，第3637頁。
[④]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第31頁。
[⑤]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571頁。
[⑥]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571頁。
[⑦]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571-573頁。
[⑧]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573-576頁
[⑨]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577-578頁。
[⑩]朱熹：《垂拱奏劄一》，《朱子全書》第20冊，第631-633頁。
[11]朱熹：《垂拱奏劄二》，《朱子全書》第20冊，第633-636頁。
[12]朱熹：《垂拱奏劄三》，《朱子全書》第20冊，第636-637頁。
[13]黃榦：《朝奉年夜夫文明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年夜夫謚文朱師長教師行狀》，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第1468頁。
[14]朱熹：《與魏元履書》，《朱子全書》第21冊，第1082-1083頁。
[15]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585頁。
[16]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731頁。
[17]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581-588頁。
[18]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581頁。
[19]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586頁。
[20]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584頁。
[21]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586-587頁。
[22]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585頁。
[23]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587頁。
[24]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三》，《朱子全書》第20冊，第642頁。
[25]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一》，《朱子全書》第20冊，第639頁。
[26]朱熹：《丑延和奏劄一》，《朱子全書》第20冊，第637-638頁。
[27]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二》，《朱子全書》第20冊，第639-640頁。
[28]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二》，《朱子全書》第20冊，第640頁。
[29]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二》，《朱子全書》第20冊，第639-642頁。
[30]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二》，《朱子全書》第20冊，第642頁。
[31]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581頁。
[32]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715頁。
[33]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869頁。
[34]朱熹：《戊申延和奏劄五》，《朱子全書》第20冊，第665頁。
[35]朱熹：《戊申延和奏劄五》，《朱子全書》第20冊，第661-665頁。
[36]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590-597頁。
[37]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597-609頁。
[38]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610-611頁。
[39]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611-612頁。
[40]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613頁。
[41]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614頁。
[42]束景南：《朱熹研討》北京：國民出書社，2008年，第178頁。
[43]脫脫等：《宋史》卷429，第12762頁。
[44]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954頁。
[45]朱熹：《已酉擬上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第618頁。
[46]黃榦：《朝奉年夜夫文明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年夜夫謚文朱師長教師行狀》，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1480頁。
[47]脫脫等：《宋史》卷429，第12757頁。
[48]王琦：《朱熹理學化的帝學思惟——以為中間的考核》，湖南年夜學學報，2018年第1期。
[49]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第31頁。
[50]王琦：《以道學建構帝學——朱熹詮釋的另一種理路》，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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