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不僅是一個哲學家，他是中國的甘地
作者：艾愷（芝加哥年夜學）
來源：彭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十三日戊戌
耶穌2016年9月13日
“我經常對人表現我不是一個學者。我承認本身是一個有思惟的人，并且是本著本身思惟而往實行、實踐的人。”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暮年口述》，頁89。
“我不單純是思惟家，我是一個實踐者。我是一個要拼命干的人。我平生是拼命干的。”
——梁漱溟在公眾場合的最后一次演說，于中國文明書院舉辦的梁漱溟學術思惟國際研討會，1987年11月。
梁漱溟。
梁漱溟師長教師在歷史上以哲學家聞名，你如果問一位知識分子“梁漱溟是誰”，他八成會答“一位哲學家”。但梁漱溟的生活和他的意義還可從多方面來解讀。譬如前年出書的梁漱溟傳記——由中山年夜學梅謙立傳授所撰寫——副標題即為“隱匿的釋教徒”，就是說梅傳授主張梁漱溟不是儒家而是一位宗教哲學家。梅傳授本身是一位法國耶穌會的神父，他本身也可以算是宗教哲學家，天然可以懂得他為什么這樣解讀梁師長教師。而在我撰寫的梁漱溟評傳《最后的儒家》中，我強調梁師長教師重要是一位現代“儒家”復興運動者。或許我們應稱他為一位實行者，實踐者，社會運動者。他自己似乎也這般自許。他終身努力于中國和世界的“公益”。他就像孔子、王陽明，以救世思惟為主。
我認為他以上三者都是。梁師長教共享會議室師本來是一位釋教徒，並且對唯識宗、瑜伽宗的哲學有很年夜貢獻。同時也不克不及否認梁師長教師的重要標講座場地的目的是復興中國文明與儒學。我們也必定要承認他是“一輩子拼命干的”實踐者、活動家。還不盡于此，他在別的領域——如政治，甚至藝術方面——也有成績。
家教
可是明天早晨我要強調這第三個梁漱溟：我要說他“骨子里”是一位“運動者”。就是說，他與甘地比較附近，而不是一位像德國的海德格爾或中國的熊十力那樣，專門搞正式學聚會場地術的單純的哲學家。
梁漱溟之父梁濟。
講這個之前，我要提一下他和他父親梁濟。
梁漱溟生長的環境頗不尋常。這樣說，不僅因他出生的士年夜夫家族可以追溯到元代皇室，還因為他父親的生平與性情。他的父親梁濟著實繼承了數百年的家族傳統，考取功名并出仕任官。由于梁濟對傳統“儒家”品德原則的極度執著，又對激進的改造活動很是投進，并未給他的宦途帶來利祿。在清朝末年，梁濟拒絕參加極度腐敗攀附的官場，而將精神放在愛國∕品德的社會運動上，使他的家庭墮入冷酸士紳的生涯。不過梁濟的書法寫得很好（其子梁漱溟亦然），就算靠他菲薄的奉祿無法養家活口，他還是能憑藉為人寫幅字什么的，來貼補家用。
我在此需再度重申，梁漱溟最基礎上是一位“真正的”社會運動者，品德嚴整，堅持獨立思慮，絕不當協，恰如其父生平之所為。梁漱溟日后有名的座右銘“獨立思慮”與“表里如一”，實為其童年所受之陶冶。
梁濟激進的改造活動，確確實實是梁漱溟兩句座右銘表現的極致。梁濟是一位不吠形吠聲的思惟家，熱心奉獻的活動家，他從事的活動努力于發揚愛國精力與公共品德。他辦過北京最早的白話報紙，曾將傳統京戲現代化，還創辦過培訓無業者的學校……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梁濟進行這些活動時，除了老友彭詒孫外別無搭檔，而彭后來被放逐到新疆。總的來說，他經常獨排眾議，因為他講求成效，重視解決問題的辦法，務求在現實世界有所作為。光說不練的學者與文人被他斥為無用之虛飾，沒效力的官員亦受他鄙視。梁濟基礎上支撐梁啟超倡導之政治體制的改造，但他對梁啟超及其導師康有為建構的理論則不甚贊賞。梁啟超的個人品德才是他最欽佩的。
我雖不敢臆測梁濟之傾向于事功，在多年夜水平上源自其父親（其父梁承光曾任討伐捻亂的軍官），但我確信梁濟對其子梁漱溟影響很年夜。梁漱溟在學生時代就是著名的“拗相公”（王安石的外號，描述倔強、固執之人），很早就養成了批駁俗見的本領，貳心有定見的工作就算遭人批評也處之自如。這招來他的一位老師對他的評語：“好惡拂人之性”。跟他父親一樣，梁漱溟對任何中國文學的瑰寶都相當不欣賞，“全不以為然”。梁濟給他取的奶名“肖吾”非常貼切。梁漱溟這種“拂人之性”，（在他的童年與青少年時代）甚至還杠上了他們家對京劇的熱衷。他曾訕訕笑著對我說，正因他全家都是京劇迷，他學生時代為了挺拔獨行所以抵抗京劇。
另一項有其父必有其子的特征是，他們對完善品德的堅持與認真尋求。梁濟畢生執著于將本身涵養成內心至善、行為規矩的品德典范。他對本身的去處設下了極其嚴格的標準。梁漱溟承襲了其父衣缽，為此他的同學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做“傲”。
我強調梁漱溟克紹箕裘的精力，恰好是因為梁濟并沒有強迫他。梁濟在此亦表現出他不附從于人的本性，特地與其子樹立伴侶般的、天然不拘謹的關系，鼓勵孩子們與他安閒談話，并主動問他們的意見。他決心激勵孩子們發展不隨俗從眾的獨立精力，教他們就算面對怙恃反對也要稟持本身的意見。與年夜多數“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父親分歧，梁濟不打罵凌虐兒子，是以也就不是一個可供對抗的高壓權威。是故梁漱溟不得不飾演批評、懲罰他本身的權威腳色。
梁漱溟青年時代最戲劇性的一幕，是他聲言崇奉釋教，決定私密空間終身不婚。此刻又展現出梁濟不尋常的教子方法。當時梁漱溟的母親臥病彌留，流著淚緊握他的手，企圖使他轉意轉意。第二天，梁濟寫了一張便箋，告訴梁漱溟說舞蹈場地母親的請求是出于病痛難愈與欲抱孫子的私心，深怕他會順從母親的請求，成了過分“柔纖委靡”之人，若這樣則年夜非梁濟之所愿。
誠然，1912到1915年間，梁共享空間氏父子也鬧過“意氣鼓動感動”的爭辯，彼此年夜吼年夜叫，爭論東方文明的影響與梁漱溟的釋聚會場地教傾向（這兩樣梁濟都認為無害無益），但梁濟從未搬出他家長的位置。再說，既然梁濟往常總是鼓勵他兒子要堅持并實踐原則，他就不克不及公開號令梁漱溟服從他。這對父子好像照鏡子普通彼此對立。就是在這段期間梁濟下定決心，他要自行為傳統中國文明殉道。
這段時期梁漱溟的人格正在確立。當梁濟最終于1918年自殺以殉中國文明，他兒子的人生格式與人格也從此堅定不移。梁濟并不認為他的自殺只是為了展現正人愿為全國蒼生與品德原則犧牲罷了。進一個步驟地，他還盼望他的行動能激勵大師“說到做到”，或像american俗諺說的“拿出實際行教學場地動來”（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要大師真正往實行原則，不要只供奉在那里。梁濟的平生不斷踐行這個原則，他于1918年末自殺實為一曲終了的最后一聲高亢。對梁漱溟來說，就算沒有梁濟這最后的訓誨，他也早已堅定不移，終身孜孜矻矻地實踐他本身宣稱的事理，茍益于全國蒼生則不吝犧牲本身。雖然父親的殉道促使梁漱溟日后將傳統中國文明奉為圭臬（這從梁濟自殺的第二年就能看出眉目），但他的基礎性情——他終身對行動主義的愛好——早在此之前就已成聚會場地形。梁漱溟日后思惟上近于王陽明與泰州學派，他之受杜威（John Dewey）吸引，以及他終私密空間身奉行“表里如一”的原則，皆源于他自幼所受劍及履及的行動家之陶冶。
梁漱溟一輩子過著冷酸士紳的生涯，這一點也很像他的父親。他年夜部門成年后的生活都住在臨時的居所，或寄人籬下，或奔走于旅途。他的生涯極端樸素。他不只不抽煙、不葷肉、不飲酒、不飲教學茶（他經常以熱水代茶），甚者，他曾對我說過，他對生涯庶幾無所求。他獨一的娛樂，就是京戲，正如前文所述，這也是從他父親那兒承襲來的。他也曾屢次告訴我，除此之外他另一項“愛好”就是思惟。可以說據我所知，和梁漱溟同時代的歷史人物，就連釋教高僧太虛，也沒有像他一樣過著這般苦行禁欲的生涯。
梁漱溟經常被人疏忽的另一點是，他的生活幾乎串起了二十世紀中國史上一切的嚴重事務。至多直到1953年為止，梁漱溟總是置身于當時的政治、思惟與社會的主要行動中。追索他的生活就像看著一部二十世紀中國史一頁頁翻開似的。
1980年月，艾愷在北京拜訪梁漱溟并進行了訪談。
以下對梁漱溟人生的簡短回顧中，再再說明了以上這兩點。
教學第一個故事是關于梁漱溟的童年。當梁漱溟1899年開始上學時，他父親身為激進的改造者，送他進了北京最早供給西式教導的小學之一。數年后科舉軌制廢除，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說的，西式學校才如“雨后春筍”般大批增添，但梁漱溟受西式教導比這早了好幾年。
接下來牽動年夜局影響深遠的事務是1900年的庚子拳亂。北京首當其沖，當義和團大批涌進城區時，他們大舉破壞打殺任何與洋人有關的人1對1教學事物，包含華人基督徒，最后攻擊了外國使館區。梁漱溟的學校也被義和團當作是洋鬼子的東西。擔心有生命之憂，梁家燒失落了梁個人空間漱溟的一切教科書。
1905年抵抗美貨運動是北京又一路嚴重事務，也是第一次并非出于排外恐懼癥，由群眾發起的現代平易近族主義運動。梁漱溟當時僅11歲，但他已深受其父的愛國活動影響，也走上街頭搜刮店鋪，斥責販賣american貨品的商家。
1905-1911年間，中國主要的智識與社會發展是西式學校的增添，以及中心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議員的選舉。梁漱溟當時就讀精英階層的順天中學，也側身于這些活動之中。17歲的他（19舞蹈教室10年）對政治改造已很投進，興奮地參加新當選的國會議員辦的每一場集會。
翌年，1911年的辛亥反動天然是石破天驚的事務。梁漱溟走上了他終身行動主義的途徑，參加了聯盟會并當即參與了后來他稱之為“爆炸與手槍的把戲”，開始偷偷運送兵器與爆裂共享會議室物。這種行動主義的做法冒著相當年夜的自我犧牲風險。當共和當局于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梁漱溟當即南下從事記者任務。這個職業使他得以一窺許多鉅細政黨之間的暗盤買賣，見識到政治生涯這般污穢的一面令他覺得發指。
至此，梁漱溟經歷了一場人保存在之危機，兩度試圖自殺，本身完整浸信于釋教，尤其是唯識宗佛學。這是他平生中獨一一段沒有任何行動的時期，但他這段經歷仍可視為當時中國知識界一項重要進展的一部門——恰在此時，二十世紀初以唯識宗為基礎的釋教復興運動，成為中國一股主要的智識潮水。
1916年，梁漱溟結束了避世的生涯，在《東方雜志》發表了一篇有名的佛學論文，再度讓他連上了主私密空間流的歷史事務。這一波的主導者是蔡元培，時任北京年夜學校長。雖然梁漱溟從未進過年夜學，蔡元培仍設定他進進中國這第一所真正現代化、出色的年夜學任教。也因為這篇論文，梁漱溟遭到當時數一數二的知識分子梁啟超的賞識。但梁漱溟并沒有立即接收蔡元培的邀請，因為他當時正在（現實世界行動）擔任司法部長的私家秘書。但是，1917年瑜伽場地張勛復辟事務導致了共和當局的崩潰。
其后，梁漱溟赴北京年夜學任教，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學術任務，而是印制了宣傳手冊分發給北個人空間年夜教員，號召知識界組織結束內戰、統一中國的政治行動。這舞蹈教室是梁漱溟初次努力于防止毀滅性的內戰，往后他也屢次為此支出盡力。有興趣思的是，兩位立場南轅北轍的北年夜教員同時稱贊了梁的這本手冊，一位是宣傳歐化、批評中國文明的胡適，另一位則是可謂中國歷史上最極真個文明守舊主義者辜鴻銘。往后梁漱溟的所作所為，也屢屢獲得彼此對立的兩個極端陣營的嘉許。
人在北年夜，梁漱溟又再次置身歷史年夜事務發生的中心——歷經了“五四”運動，并且這場運動最終將激起反帝國主義的群眾平易近族主義、聲勢浩蕩的反傳統主義，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梁在北年夜教員中的摯友李年夜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晚期為黨犧牲的偉年夜義士。（從梁漱溟對我講述過的內容聽瑜伽教室來，他似乎直到暮年都還在揣摩李當初為何沒有邀他參加共產黨。）梁漱溟在北年夜的日子當然無法充足發揮他“慣常的”行動主義，但這段期間他成為了全國著名的中國文明捍衛者，也開始與胡適這位中國不受拘束主義的泰斗，展開了漫長的智識上的對立。也是在這段時期，梁結識了毛澤東以及日后其他主要政治人物，如李濟深與陳銘樞。
1924年，梁漱溟離開學術界，一往不回。別人生一切工作的決建都是這樣，原因良多，絕非出于單一原因。對這件事，他向我解釋共享會議室了兩層意思，呼應了本文開頭那兩段引文的宗旨。第一，梁漱溟雖熱衷佛學，但覺得他在學術上并沒有資格任教于年夜學。所以他向校長蔡元培推薦在支那內學院受過佛學科班訓練的熊十力來接他的職位。（熊十力在學術上為后來的新儒家奠基了基礎，傳承給他的學生牟宗三、唐君毅，及再后一代的杜維明）。第二，純學術的生活讓梁漱溟行動主義的“沖動”無法充足發揮于現實世界。好比就在快離開北年夜之前，梁漱溟還曾前去山東創建一所儒家式的曲阜年夜學（雖然這個計劃后來夭折了）。
1925、1926年間，歷史行動的重心轉到了廣東及北伐戰役，幾位與梁漱溟相當親近的學生也參與此中。1927年，梁也南下廣東，一向待到1928年中旬。雖然他屢次拒絕在廣東省當局任官，但在省當局主席李濟深的支撐下，開展了農村建設的初步任務，提出了具體的計劃與步驟。這段期間梁漱溟在摸索可行的計劃，以期實現1921年他的第一本名著《東西文明及其哲學》中表達的內容。我必須強調，他此時費盡心力尋求的并非建構新的理論，而是行動的計劃。
到了1929年梁漱溟的摸索即將完成，他參加了河南村治學院的行列，宣講他獨特的農村建設和處所自治的計劃。1931年他赴山東參加鄒平實驗縣當局與鄉村建設研討院的創建，往實現這些計劃。這段時間，他成為全國性的農村建設運動的重要理論家與實踐者，直到1937年japan(日本)進侵山東為止。無須置疑的是，1927至1937年這十年間，梁漱溟全力投進“行動”，他持續到全國各地（甚至japan(日本)）拜訪各個農村建設的據點，組織年會并接待外國來訪的農村建設運動“伙伴個人空間”。無能否認，這段時間他也撰寫了許多文章與專著，從未放棄他思惟家的成分與思慮這一“愛好”。但我可以說，他一切的文章本質上都不是學術性的，而是以實際行動為導向，傳達清楚決實際問題的計劃。
盧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成為中國史的主軸。1937到1946年間，梁漱溟先后努力于將中國從japan(日本)與國共內戰形成的災禍中挽救出來。梁漱溟的第一個行動是往勸告山東省長韓復榘抵禦japan(日本)侵犯。不過盡管梁在第一時間離開南京一路苦勸韓復榘，可他的行動掉敗了，韓還是率軍隊與當局人員退卻，把山東拱手讓給japan(日本)。梁漱溟無可何如只能隨鄒平實驗縣當局退卻，跟隨他撤出來的一個武裝∕政治隊伍后來展開了廣泛的抗日游擊作戰（但最后慘遭消滅）。
梁漱溟自己參加戰時國平易近當局，先后被錄用為國防參議會參議員與國平易近參政會參小樹屋政員。對日抗戰爆發后的頭幾個月，他在鄒平、濟南與南京之間來回奔忙。身為國防參議會參議員，梁被派往視察河南與陜西省的防務，此行也讓他的行動主義觸及中國現代史的焦點。1938年1月，他的視察之旅到達了延安，與毛澤東進行了廣泛深刻的私家會談。雖說他們已經二十多年沒見過面，但彼此顯然都在遠處關注對方進行的事業。正如我在別的著作中申論過的那樣，他們的會談是毛澤東日后構成中國式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主要原因。
1938年，梁漱溟（左）在延安和毛澤東會談。
梁漱溟訪問延安后的幾個月中，穿越于華北與華中的前線與后方。他在徐州逗留了一個月，接收桂系將領李宗仁（后來成為中華平易近國的總統）的諮詢。李宗仁當時正在準備對日徐州會戰（當時外界認為這將是一場決定性的戰役）。與此同時，梁漱溟繼續組織農村建設運動者進行抗日游擊戰，并正式樹立他本身的政治派系“鄉建派”。李宗仁對日作戰贏得了臺兒莊年夜捷，但后來不幸并不克不及逆轉局勢。梁漱溟自己則隨國平易近當局與國平易近參政會退卻到四川。身為國平易近參政會的一員，梁當即著手設計農村抗戰（同時結合農村改造）的行動計劃。
梁漱溟的另一項主要規劃，則是改造國平易近當局業已腐敗的全國征兵體系。在過程中，他創立了一個正式的政治機構“兵役實施協進會”。同時，梁漱溟也第一次提出一個有系統的“儒家式平易近主”，被他稱之為“既非多黨制，也非一黨制”，能達成“一多相融”的和諧目標。他提出此議的重要目標是促進全國團結，為此，往后十年間他亦絕不懶惰地進取奮斗著。
上呈國平易近參政會的計劃無一付諸行動令梁漱溟覺得波折。他1939年年夜多數的時間都游走于japan(日本)占領區的鄉間，在山東待了數個月，好幾次幾乎喪命。他目擊了他農村建設的武裝／政治隊伍毀于日軍之手，以及一些不勝的內斗。
這一年10月梁漱溟回到了四川，他的結論是，假設不解決導致兩敗俱傷的嚴重政治不合，抗日戰爭會掉敗，中國也會支離破碎。政治問題只要政治行動能解決，是以他當即著手聯合平易近主派小黨成一團體，以期在沖突的國、共兩黨之間成為調停者。當“統一建國同道會”于11月成立時，當即遭到蔣介石的反對，國平易近黨的領導層也深表懷疑，但梁漱溟仍堅持將議案提交國平易近參政會，以期讓此會負責兩年夜黨之間的協調任務，但最終沒有結果。到了1940年末，梁漱溟深深覺得唯有成立一個獨立的平易近主政黨才幹救中國。
1941年1月爆發了新四軍與國平易近當局第40師之間的年夜規模戰斗，促使梁教學場地漱溟公開宣佈他的提案，并促進“中國平易近主政團年夜聯盟”的成立。5月，梁漱溟離開重慶前去尚在英國庇護下的噴鼻港，樹立了該聯盟的機關報《光亮報》，也就是本日《光亮日報》的前身。該報將獨裁制與平易近主制的爭論端下臺面。梁漱溟持續出書該報，直到該年年末japan(日本)攻占噴鼻港為止。梁漱溟再次九逝世平生地逃到了他的本籍廣西，得以挪出時間寫作并續弦再婚。可他并沒有將招牌的行動主義放到一旁，婚后一個月，他又開始協助創建“中國平易近主政團年夜聯盟”的后繼政黨“中國平易近主聯盟”。
japan(日本)于1945年8月降服佩服后，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展開會談，并于10月10日簽訂結束內戰、樹立聯合當局的協議。但是“雙十協定”于該年11月即告決裂，梁漱溟前去重慶全力奔忙協調直至1946年末為止。這兩年中，梁來往于兩年夜黨之間，有時亦共同american總統特使馬歇爾（George Marshall）的調復工作，拼命想防止周全內戰。1946年末，國平易近當局不與共產黨協商逕行召集國平易近代表年夜會，至此任何調停的盼望皆已破滅。梁漱溟痛心掃興，辭往了“中國平易近主聯盟”秘書長職務，回到他在四川北碚樹立的勉仁文學院。一個月后馬歇爾亦肉痛掃興地前往american。
1947到1949年間，梁漱溟暫時放下了他的行動主義，埋頭寫作、出書了他的倒數第二本書《中國文明要義》。不過另一方面，他仍努力于實現他教學的教導幻想。但是，毛澤東并不讓他自外于歷史的主流，力邀他回到北京，盼望他能參加新成立的中國當局，可是梁拒絕了。
1950到1953年9月，梁漱溟又再度置身歷史漩渦的中間。毛澤東與他繼續了他們在延安的討論，不過這次是在毛的行政中樞中南海小樹屋。梁漱溟在1950到1951年繼會議室出租續他的行動主義，不過這次是出于毛澤東的授意，他被調派往全國各地視察地盤改造。這的確使梁漱溟又成為行動的急先鋒，但他終身對“實踐重于理論”的強調，以及“表里如一”的堅定信心，使他這次幾乎從一開始就不斷提出批評，發生了良多戲劇性的故事。對梁漱溟來說，這段經歷不過是他表里如一、獨立思慮的典範表現，這戲劇化的飛騰堪稱梁漱溟行動家生活之總結。
將梁漱溟的平生如是觀之，就不難懂得當他在1987年最后出現在公眾眼前時，縱然剛剛出書了他的最后一本書《人心與人生》，他仍興致勃勃地聲稱：“我是一個要拼命干的人，我平生是拼命干的。”
環顧二十世紀的新儒家，似乎只要梁漱溟將其思惟與人生、理論與實踐毫無罅隙地結合在了一路。這個惹人進勝的特點從幼至老貫穿了他的人生。在這點上梁漱溟“儒家”的良知與責任感起了關鍵感化，即儒家知識分子必須飾演的品德領袖與榜樣的腳色（而與他個人對佛學的熱衷幾無所涉）。雖說他的許多行動也可以當作是基于某共享會議室些“儒家思惟”或優良國民的現代觀念，但我的解讀并不僅止于此。
梁漱溟從12歲起就成為政治與社會活動家展開許許多多的行動，在我來看，他似乎有興趣識地要成為中國特有的“品德貴族”之一員，也就是成為背負整個社會甚至全全國之責任的“正教學人”。梁漱溟曾被描述成各式各樣的“XX主義者”，我則認為他重要是一位“儒家主義者”（Confucianist）——雖然如前文所述，近來又有人聲稱他骨子里是釋教徒。梁漱溟接收儒家的稱號，并在暗裡維持著他對釋教的崇奉，他也自認為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還極為欣賞道教，亦很尊重基督教。也就是說，他絕不是一位排他主義者。
不過，借使倘使我們都批準他的性情與生平的焦點是行動主義，那么還是應該說，他行動主義的原則仍然是儒勝于佛。而我還敢預測：即便再過一百年，他的歷史抽像仍會是一個有思惟的活動家，一個中國的甘地，而不僅是一個哲學家。
［本文為芝加哥年夜學漢學家艾愷（Guy Alitto）近日在孔子研討院發表的演講《行動的儒家——梁漱溟》，彭湃新聞獲作者授權刊發。］
責任編輯：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