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心文明與齊魯文明的多重意蘊
作者：顏炳罡
來源：《東岳論叢》2022年第9期
摘 要：近四十年來，齊魯文明研討獲得了豐碩的結果，但也存在著明顯的缺乏。齊魯文明畢竟是齊文明與魯文明相加的聚集概念，還是本身統一的非聚集概念？齊魯文明在中國文明甚至人類文明中處于什么位置?這些問題都有待于進一個步驟研討。齊魯文明有四重意義：其一，軸心意義上的齊魯文明是指西周密秦統一這一時期齊國與魯國的文明；其二，經學意義上的齊魯文明重要指秦漢到魏晉風行的齊學與魯學；其三，行政區位意義上的齊魯文明是指山東文明；其四，思惟意義上的齊魯文明是指始于軸心時代，以德為先，以修、齊、治、平為目標，主張禮法并治的管理體系與生涯方法。思惟意義上的齊魯文明曾長期充當中國文明主體腳色，且對東亞社會產生了嚴重影響。齊魯文明既是聚集概念，又長短聚集概念，安身于山東是聚集概念，本身作為一個整體的齊魯文明長短聚集概念。齊魯文明的四層意涵既相對獨立，又穿插重合。齊魯文明作為軸心文明的時代產物是中華文明發展永久不竭的源頭死水，有著超出時空、跨越族界與國度的廣泛意義與永恒價值。
關鍵詞：齊魯文明；軸心文明；齊學；魯學；非聚集概念；主流價值；
作者簡介：顏炳罡(1960—)，男，山東年夜學儒學高級研討院傳授、博導，曲阜師范年夜學特聘傳授，研討標的目的：儒家哲學
齊魯文明原初的意思是指齊國文明與魯國文明。由于齊魯兩國作為近鄰，又是聯姻的關系，政治、經濟、文明尤其是思惟交通很是親密，進進到戰國后期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基礎成為一個整體文明系統，后人將這個整體文明系統稱為齊魯文明。齊魯文明既是齊國文明加魯國文明的聚集概念，又是作為區域意義上和思惟意義上的非聚集概念。齊魯文明的存在與后來的發展表白：它既是歷史性存在，又是一個活在當下通往未來的廣泛性概念。不過，作為具時性或區域限制性存在的齊魯文明年夜都成為過往式，其學術意義年夜于思惟價值，而作為思惟性或美德意涵的齊魯文包養情婦明則具有超出時空、跨越族界與國度的廣泛意義與永恒價值，其思惟意義遠年夜于學術意義。
一、軸心意義上的齊魯文明即先秦時代齊國文明與魯國文明的整合，是中國文明的主體
軸心時代或軸心文明是德國思惟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來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的概念。他認為：“世界歷史的軸心位于公元前500年擺佈，它存在于公元前800年大公元前200年間發生的精力歷史進程之中。那里有最深入的歷史轉折。”“這一段時間簡稱軸心時代。”【1】這個時期，人類思惟獲得嚴重衝破，各年夜文明都出現了偉年夜的精力導師，如中國的孔子和老子、墨子、莊子、列子以及其他數不清的哲學家。在印度產生《奧義書》，釋迦牟尼橫空降生，構成了懷疑主義、唯物主義、詭辯派、虛無主義；古希臘有荷馬、巴門尼德、赫拉克里特、柏拉圖等，人類的精力基礎同時或獨登時在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臘開始奠基。american社會學家帕森斯有年夜致相類的表述，他認為在公元前的第一個千年之內，“哲學的衝破”以判然不同的方法分別發生在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等地。無論是雅斯貝爾斯所說的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還是帕森斯劃定的公元前包養意思第一個千年，在中國甚至東亞都屬于齊魯文明最為活躍、最為輝煌的時期，孔子、孫武、晏嬰、墨子、孟子、莊子、鄒衍等等在齊魯年夜地誕生，管仲、荀況等政治家、思惟家也于斯成名。齊魯年夜地是軸心時代中國思惟的焦點區域，東方的“哲包養平台學衝破”在這片文明膏壤實現。
在雅斯貝爾斯提出“軸心時代”理論、帕森斯提出“哲學的衝破”說之前，梁啟超在1901年就提出了“地球盛運”說。他說：“嗚呼，世運之說女大生包養俱樂部，豈不信哉!當年齡戰國之交，豈特中國平易近智為全盛時代罷了，蓋徵諸全球，莫不爾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韓非、李斯，凡三百余年，九流十家皆起于是，前空往劫，后絕來塵，尚矣。”以印度、希臘征之，無不是“全盛時期也”。“由是觀之，此前后一千年間，實為全地球有生以來絕後絕后之盛運。”【2】梁啟超包養違法明確指出：中、西、印各平易近族哲學思惟在差未幾雷同的時期內幾乎同時提出“宇宙是什么”“人生所為何來”等種種問題，這些問題可稱為“哲學之問”。假如說梁啟超的“地球盛運”說是現象發現的話，那么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說就是對“地球盛運”說的縱深閱讀；假如說梁啟超的“哲學之問”是事實陳述的話，那么帕森斯的“哲學衝破”則是對“哲學之問”的定性。從“地球盛運”說、“軸心文明”說、“哲學衝破”說的角度來觀照、審視齊魯文明，我們對齊魯文明在中國文明與人類文明歷史長河中的位置會有更深層的解讀。
有齊國與魯國，才有齊文明、魯文明之名，進而有齊魯文明之名，假如歷史上沒有出現過齊國、魯國，齊魯文明之名則不克不及成立。就歷史的意義說，齊魯文明就是自西周初期到秦統一全國期間齊國文明與魯國文明的總稱，齊魯文明與齊國、魯國的歷史共生死。而齊、魯作為邦國，其歷史存續時間與梁啟超所說的地球盛運一千年、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期、帕森斯所說“哲學衝破”的一千年年夜體相當，而齊、魯文明的壯盛期與人類文明的軸心時期幾乎分歧。
齊國是姜尚的封地，姜尚因輔佐武王功勛卓越而獲封于齊。從公元前11世紀受封到公元前211年亡國，齊國在歷史上存續800余年。在這800多年中，又分姜齊與田齊兩個時期。公元前481年，田恒弒齊簡公，姜氏政權落進田氏之手。前386年田和正式被周安王列為諸侯，姜齊政權名實俱亡，真正進進田齊時代。公元前221年，齊國為秦始皇所滅。齊文明“是指自姜太公封疆營丘始建齊國(約公元前十一世紀)起，包養網心得至秦始皇消滅田齊建(公元前221年)止，這一特定的歷史階段所樹立的文明。”【3】此說有必定的事理。
在年齡時代，包養感情齊桓公為五霸之首；在戰國時代，齊國為七雄之一，並且是七雄之中最后才滅亡的年夜國。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齊國天然有其立國之道、文明特點、價值支撐。姜尚是殷未周初中國最杰出的戰略家，他針對齊國地輿環境、風俗平易近情，確立其治國原則與發展戰略。其一，在經濟上，姜太公“以齊地負海而瀉鹵，少五谷而國民寡，乃勸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漢書·地輿志》)地薄人少，是齊國天然環境的劣勢，而負海瀉鹵又是其優勢，太公確立了“互市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經濟政策，使齊國農、工、商、漁、鹽等周全發展。為齊國在年齡時期稱霸、在戰國時代稱雄確立了物質基礎。其二，在政治上，姜太公奉行“尊賢尚功”的治國方略，這與西周的“親親尚恩”的治國方略迥然有異。“親親尚恩”重宗法血緣關系，“尊賢尚功”重德才與社會貢獻，后者比前者更公平、更公道、更進步，有利于接收社會精英參加到齊國領導集團，為齊國強年夜供給了政治保證。其三，在文明上，以東夷文明為基礎，樹立齊國的文明系統。《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互市工之業，便魚鹽之利。”這里的“因”是因襲、繼承，“簡”是簡易，既sd包養有簡別意，也有簡略、簡化意。就夷禮而言，有選擇地加以取舍，就繁雜的周禮而言，加以簡化、簡略，使之加倍和藹可掬。由于姜太公謀國無方，在齊國800多年歷史中，先后出現了像管仲、齊桓公、孫武、晏嬰、扁鵲、田常、齊威王、尹文、孫臏、鄒衍、田駢、淳于髡、田單等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惟家包養網評價，產生了如《管子》《晏子年齡》《孫子兵書》《孫臏兵書》《考工記》等文明巨著，構成了源遠流長、洋洋年夜觀的齊文明。筆者曾指出：“齊文明以廣收博采，融會貫通，不受拘束豪放，積極進取為特征，以富國強兵，開拓邊境甚至詔令全國為旨歸，以實用主義為本質，構成中國文明的主要源頭，為中國文明的構成與發展做出了宏大貢獻。”【4】
魯國從周初封國到公元前256年為楚所滅，存續缺乏800年，魯文明就是這一特定的歷史階段魯國所樹立的文明。魯國是殷末周初中國最杰出的政治家、文明世匠周公旦的封國，周武王逝世得早，周成王年幼，周公輔佐周成王，無法來魯就封，周公的長子伯禽是魯國的第一任國君。周公雖然不是魯國的開國之君，卻是魯國立國之道的確立者，或許說魯文明是在周公思惟的影響下構成的。伯禽恰是按照父命，針對魯國的地輿環境、風土著土偶情、文明底蘊的特點，確立魯國的治國理念與發展方略。其一，政治上，周公確立了“親親尚恩”的政治方略，重德治教化；其二，經濟上，根據魯國“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家畜，地君子眾，數被水旱之害，平易近好畜躲”(《史記·貨殖列傳》)的特點，確立以農為本的經濟方針。其三，文明上，“變其俗，革其禮”，奉行全盤周化政策，到年齡時期，全國年夜亂，禮壞樂崩，魯國成為保留周禮最好的國家。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令郎季札觀樂于魯，對魯國的禮樂文明年夜為贊嘆；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國年夜夫韓宣子訪魯，見《易》《象》《魯年齡》，發出了“周禮盡在魯矣”的感嘆。魯文明守德重禮，為孔子創立儒家學派供給了豐厚的文明泥土。
當今學者論及齊文明與魯文明，往往更為留意二者之間的分歧，什么齊文明是開放的、兼融的、智者型的；魯文明是守成的、單一的、仁者型的。有的學者甚至將這種差異無限縮小，甚至以中西文明之分歧來對應魯文明與齊文明之異。我們認為，在長達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魯文明與齊文明彼此影響，所同年夜于所異，齊魯文明從本質上講是一個文明系統，而不是對立的兩個文明體系。
姜太公是齊國開國之君，魯國是周公的封國，周公與姜太公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杰出人物，假如說齊魯立國之道在政治、經濟、文明上有異，也是各自隨機應變所構成。假如將他們的封國置換一下，二人很能夠會“易地而皆然”，可以說齊國與魯國立國之道術異而心同。魯國與齊國在后世發展中雖然有強弱之分、鉅細之別，文明上則通過長期的交通越來越走向一體，到戰國后期，統一的齊魯文明已經基礎構成。荀子在《性惡》中明確將齊魯看作一個整體概念加以應用，他說：“天非私齊魯之平易近而外秦人也，但是于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于禮義故也”。齊魯文明作為整體觀念在戰國后期已經構成，並且有凸起特點：重禮義，守倫常。
齊國與魯國是鄰邦，世代聯姻，來往頻繁，魯國人可以到齊國仕進、講學，齊國人也可以隨時前去魯國，齊魯之間文明交通不斷，走向融會。在軍事、經濟上，齊國強于魯國，而在文明上，魯國強于齊國。比擬而言，魯國對齊國是文明“輸出國”。孔子前去齊國，給齊景公講君臣父子之道，齊景公非常稱賞。齊景公與晏嬰借狩獵之機，進魯郊，問禮于魯，主動接收魯文明。假如說在前孔子時代，齊國的治國方針是“尊賢而尚功”的話，到了與孔子同時代的晏嬰之時，其治國之道已扭轉為禮治主義。晏嬰指出：“夫禮者，平易近之紀。紀亂則平易近掉，亂紀掉平易近，危道也。”(《晏子年齡·諫》下第十二)“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晏子年齡·外篇》上第十五)禮就是社會倫理規范和人們的行為準則，假如不遵照禮，就會形成社會次序混亂：“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年夜夫無禮，仕宦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兇；兄弟無禮，不克不及久同；故禮不成往也甜心寶貝包養網。”(《晏子年齡·外篇》上第一)晏子強調君重要帶頭維護禮：“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往，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往。”(同上)晏子對禮的懂得與孔子沒有本質的分歧，甜心寶貝包養網也可以說都是指周禮。《管子》一書具體成書年月有多種說法，顯然不完整是管仲自己的作品，此中大批的內容是綜合儒家、道家、法家等而成。《管子·牧平易近》明確主張，禮、義、廉、恥是維護國家存在的四年夜綱要。
儒學是鄒魯鄉邦之學，源于魯，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到過齊國，在接收齊文明的同時，更重要是在齊國傳播儒學。孔子的“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論語·雍也》)恰好規劃了齊魯文明演進軌變甚至整個中國文明的走向。孔子的學生宰我、子貢、閔子騫、公冶長等或在齊為官，或在齊講學，或游說于齊，或終老于齊。孟子長期在齊，荀子三為稷下學宮祭酒。齊魯文明在交通中走向一體化的過程，恰好是齊文明被魯化的過程，同時也是儒學汲取齊文明走向中國思惟文明中間的過程。
二、經學意義上的齊魯文明即齊學與魯學
齊學與魯學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齊學與魯學，先看梁啟超的懂得：“兩漢以前，儒家學派，可以地區區分，所謂齊學魯學，風氣各自分歧。……若以歐洲學風甜心花園比之，魯像羅馬，齊像希臘”【5】。在梁啟超看來，無論齊學與魯學，都是指兩漢以前的儒家學派，儒學在齊地流傳是齊學，在魯地流傳是魯學，因地輿分歧而形成二者學風分歧。
胡適將“現代平易近間和智識階級的思惟崇奉”聚集在一路的思惟學派即陰陽家稱之為“齊學”，有時他又將“包含陰陽家，仙人家，道家(黃老)，稱齊學”，因為“這些都是起于齊國，故總名齊學”【6】。胡適以學術的來源地劃分齊學與魯學，來源于齊地稱齊學，來源于魯地稱魯學。
梁啟超與胡適所定義的是廣義的齊學、魯學，不過這只是梁與胡的個人見解。齊學、魯學之名，在歷史上早已有之，齊學、魯學本意是指齊地和魯地風行的解讀經學的分歧方法。齊學、魯學之稱的出現至多可以追溯到《漢書·儒林傳》:“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年齡》，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這里齊學、魯學的分野以對《年齡》經的傳解為界，《年齡》有三傳：《左氏》《穀梁》《公羊》，《公羊》為齊學，《穀梁》為魯學，《左氏》為魯人左丘明作，實際也是魯學。這說明在漢代齊學、魯學已經是風行的觀念。狹義上說，齊魯文明在漢代就是指齊學與魯學，都是指儒家學派。
戰國末年，魯國為楚國所并，齊國之后為秦所吞，全國一統，魯國、齊國作為國家意義上的行政區域已不復存在，同樣，國家意義上的齊國文明與魯國文明亦隨之走進歷史。秦、漢帝國的樹立，年夜一統帝國的構成，在文明上與年齡戰國政治局勢相適應的百家爭鳴的諸子學包養金額已成為絕唱，代之而起的是“罷黜百家，表揚六經”的經學。而經學在齊地流傳就是齊學，在魯地講授與流傳就是魯學。
秦漢之際，作為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由法家到黃老道家，最終歸于在平易近間一向傳承與風行的儒家學派。秦始皇以法家之術治國，結果二世而亡。漢初，劉邦在儒生陸賈的提示下，豁然清楚“居立刻得之”而不克不及“立甜心花園刻治之”的事理，由貶《詩》《書》走向重《詩》《書》，開始關注儒生。儒生叔孫通幫助劉邦“制朝儀”，劉邦很是受用，感觸感染到做天子的快樂。公元前195年，劉邦親至曲阜，以太牢之禮祀孔子。劉邦逝世后，剛剛走進廟堂的儒學遭受到嚴重挑戰。蕭何、曹參、陳平、漢文帝、竇太后等都崇尚“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黃老道家一時占據廟堂的中心。儒家學者為爭奪意識形態的主導位置而進行堅決的斗爭，為此代表齊學的博士轅固差點丟失落性命，而代表魯學的中郎令王臧、御史年夜夫趙綰則獻誕生命。儒、道兩家經過劇烈的斗爭，到漢武帝時完成“罷黜百家，推明孔氏”的文明轉向，這場斗爭的勝利是齊學與魯學配合的勝利。
《漢書·儒林傳》認為，“全國并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弗廢”。孔子逝世后，孔門門生年夜都散落在齊魯之間，講誦不絕，齊魯之地構成了平易近間講學的傳統。秦漢時代，一度于戰國時在平易近間非常活躍的學派年夜都式微了。墨家、名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等作為獨立學派在平易近間的傳承幾乎不復存在，黃老道家雖然廟堂得勢，其平易近間傳承也無法與儒家相提并論。漢高祖征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漢書·儒林傳》)。面對年夜軍圍城，城池不保，城中儒生不是往逃命，而是講誦、弦歌、習禮，足見孔子故鄉的儒生將講誦習禮看得比性命都主要。叔孫通雖有門生百余人，但到“起朝儀”時必須“征魯諸生”。司馬遷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傳十余世，學者宗之。”在魯地講授、傳承儒家學說的人構成了魯學，在齊地講授、傳承儒家學說的人構成了齊學。恰是因為齊魯之間對中國文明的堅守、對傳播中國文明的重視，傳授出一大量經師，為朝堂儲備了大批的人才，在平易近間也積聚了宏大的文明能量，這為漢武帝黜黃老刑名，歸宗儒家，供給了平易近間文明支撐。《漢書》載：
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年齡》，于齊則胡毋生，于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年齡》為丞相封侯，全國學士靡然鄉風矣。(《漢書·儒林傳》)
漢初經學，齊魯儒生幾乎一統全國，齊學與魯學幾乎代表了當時的中國學術。董仲舒雖說是趙人，但其學實乃齊學，這般說來，所列十家之中有九家屬齊學、魯學范圍。無論是齊學，還是魯學，都源出孔子及孔門門生，假如說孔子及門生代表的是魯文明，那么可以說漢代的學術無論是齊學與魯學皆源于魯文明。有學者指包養管道出：“漢代經學傳授系統幾乎所有的出自齊魯儒者，對有漢一代經學發展影響甚著。”【7】
西漢時期，齊學的影響年夜于魯學，昭、宣以后，魯學的影響年夜于齊學。西漢經學，立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三家，均出齊人田何，為齊學。《書》有歐陽、鉅細夏侯三家，均出伏生，伏生為濟南人，為齊學。《詩》有魯、齊、韓三家，齊詩出于齊學。《禮》有鉅細戴及慶氏三家，與齊無關，為魯學。《年齡》有嚴、顏兩家，均出公羊，為齊學。十四博士之中，九家出齊。梁啟超以此斷定“西漢儒學，年夜部屬齊，魯學很衰”8。漢代的齊學與魯學不同等于齊地之學和魯地之學。齊學之中不乏魯人，魯學之中不乏齊人。假如當場域言，《易》之施、孟、梁丘，施讎為沛人，近魯而遠齊；孟喜是東海蘭陵人，是隧道的魯人；梁丘賀，瑯邪諸縣人，介于齊魯之間。《書》之三家，歐陽生是齊人，夏侯勝、夏侯定都是魯人。《詩》之魯、齊、韓三家、《禮》之三家滿是魯人。《年齡》之嚴、顏兩家，嚴彭祖，東海下邳人，近于魯而遠于齊；顏安樂，魯國薛人，兩人都不是齊人。假如以地區分，十四博士中齊地勉強占有三席，而魯地或近于魯地則有十一席，“魯學很衰”這一論點是不成立的。
假如就學術傾向言，齊學與魯學不等于齊地之學與魯地之學，齊學、魯學是兩種分歧的解經方法與系統，魯學解經重視經文的本意，齊學解經比較重視對經文的發揮；魯學篤實，齊學夸誕；由魯學出發，發展出古文經學，由齊學出發，發展出今文經學。“齊、魯之學的本質就是經學，只是傳授系統分歧罷了。就年夜處而言，魯學往往加倍重視經學的本心，而齊學則擅長于對經學的闡釋。”9從這個意義上講，齊學與魯學是經解的兩種學問傳統，不完整是地區觀念。齊學傳承中有魯人，魯學傳承中也有齊人。
西漢經學發展，有一個由齊學向魯學演變的過程，昭、宣之際，實現了“齊一變，至于魯”的學術轉包養網比較向：
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年齡》，由是《公羊》年夜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年齡》，高材捷敏，與《公羊》年夜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年齡》，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并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年夜夫給事中，后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逝世，征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年夜夫包養合約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逝世，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余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看之等年夜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長短。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并論。《公羊》家多不見從，愿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并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余事。看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年夜盛。(《漢書·儒林傳》)
瑕丘江公受業于魯人申公，申公是魯學的代表。西漢齊學與魯學包養網單次之爭就是年齡公羊學與年齡穀梁學之爭。包養網評價年齡公羊學是齊學，年齡穀梁學是魯學。武帝初期，將代表年齡穀梁學的江公與代表年齡公羊學的董仲舒并重。但江公拙于表達，而董仲舒善于辭令，外加丞相公孫弘屬于公羊學派，故董仲舒獲得重用，公羊學年夜興，齊學得勢。穀梁學并沒有消散，在經師的盡力下傳承不絕。漢宣帝時，穀梁學年夜師孫征為博士，在蔡千秋、劉向、蕭看之、周慶等穀梁學者盡力下，穀梁之學年夜盛。
《尚書》學西漢初期重要是齊學。濟南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伏生所傳授的尚書學是所謂的《今文尚書》。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在壁中得《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孔子裔孫孔安國以《古文尚書》對校伏生《今文尚書》，多十六篇。由是《尚書》在兩漢分為今文、古文兩派，齊學多屬于《今文尚書》，而魯人多習《古文尚書》。詩學齊、魯、韓三家，“魯學”在兩漢傲視三家，獨步全國。漢初為申培公傳詩，門生自遠方至，受業者千余人。韋氏家族韋孟、韋賢、韋玄成三代以《魯詩》傳家，韋賢以《詩》傳授，號稱“鄒魯年夜儒”。韋玄成以《詩》授哀帝，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兩漢禮學有鉅細戴與慶氏三家，全為魯學。總括西漢經學發展，《漢書·儒林傳》有云：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門生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者浸包養妹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年夜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年齡》公羊罷了。至孝宣世，復立《鉅細夏侯尚書》，《鉅細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年齡》。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年齡》《包養價格ptt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掉，兼而存之，是在此中矣。
由武帝時的《五經》博士，宣帝時擴年夜到《鉅細夏包養甜心侯尚書》、《鉅細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年齡》，這是兩漢經學由齊向魯轉化的關鍵。元帝時，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年齡》《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由此魯學年夜盛。
東漢時期，光武帝劉秀“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圖文，補綴漏逸”(《后漢書·儒林傳》)。西漢開國之君劉邦出自社會下層，而光武則出生貴族，西漢經過相當長的歷史發展，由軍功秉國大公孫弘為丞相才實現由武人政治向文人政治的轉向。光武帝沒有經歷這一轉化過程，即位伊始，即立《五經》博士十四家。建武五年，修太學。漢順帝時期，年夜興土木，廣造館舍，以蓄經生文士，“自是游學日盛，至三萬余生。”(《后漢書·儒林傳》)由于統治者鼎力推廣，經學成為官樸直統的意識形態，經學已由齊魯年夜地走向全國，由區域之學轉化為中國之學，齊魯文明上升到國家意識形態、學界共識、平易近眾崇奉的位置。
三、地輿意義上的齊魯文明即山東文明
周立升、蔡德貴傳授主編的《齊魯文明通論》指出：“我們的‘齊魯文明’，也就是‘山東文明’，其下限起自舊石器時代的沂源猿人，上限為近現代”，又補充說“重要是傳統文明”【10】。這個說法當場理意義而言有必定的事理，但需求認真辨析。
山東簡稱“魯”，又稱“齊魯年夜地”，從這個意義上說，齊魯文明就是山東文明。不過，齊國與魯國的面積時年夜時小，面積年夜時會超越明天的山東，面積小時不克不及完整涵蓋本日的山東。齊國、魯國沒有建國之前，山東這塊地盤上早已邦國林立；齊國與魯國消散之后，山東這一區域的文明仍然存在并發展。可見，齊魯文明與山東文明不克不及簡單地劃等號，更何況“山東”一詞原不是行政概念而是區域台灣包養網的地輿概念。
“山東”這一地輿概念很早便已應用，而作為行政省的山東出現不過數百年罷了。年齡時期，晉國居太行山以西，將太行山以東稱“山東”。戰國、秦、漢時代，“山東”指秦國的崤函關以東的地區，楚、齊、韓、魏、趙、燕都稱山東，號“山東六國”。漢初賈誼的《過秦論包養ptt》屢次包養金額應用山東這一稱謂，“山東之國”便是指崤函以東地區。葉圭綬指出：“山東之稱，古或指關東言，或指太行山包養行情以東言，不專指今山東也。唐末五代以來，始專以齊魯為山東。”【11】
山東作為齊魯地區的專稱經過了長期的演變過程。秦漢統一，原來意義上或作為東方六國意義上的山東消散了。《史記·苛吏列傳》載，公孫弘自稱“山東小吏。”《史記·儒林傳》稱伏生“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年夜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顯然，這里的齊魯與山東發生了關聯。
金年夜定八年(1168年)置山東東、西路統軍司，統轄山東地區。作為地輿意義上的“山東”概念演變為明天意義上的行政區域概念。明洪武年間，置山東行中書省，治所先在青州，后移濟南，又改為山東承宣布政司。清代山東行政區始命名為山東省，并沿用至今。由此可見，作為行政區劃上的“山東”之稱出現得較晚。
山東不同等于齊魯，齊魯文明與山東文明也不完整分歧。明天的山東行政區域放到先秦時代，不僅有齊國與魯國，還有莒、曹、滕、薛、郯、邾、繒、紀、萊、譚等古國，并包含宋、衛的一部門。這是其一。第二，山東文明與齊魯文明互為源流。從現代的意義上，齊魯文明是源，山東文明是流。但山東這個地區自古已固存，齊國、魯國沒有建國之前，山東在地輿上早已有了長久的文明如北辛文明、年夜汶口文明、龍山文明、岳石文明甚至夏、商兩代文明，文明已很是發達。齊國、魯國建國之后都充足接收、融會了外鄉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講，山東區域文明如東夷文明為齊、魯文明構成與發展供給了豐厚滋養。齊國姜太公立國之道是“因其俗，簡其禮，互市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史記·齊太公世家》)“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后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后除之，故遲。’太公亦封于齊，蒲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史記·周公世家》)后世發展，齊強魯弱，魯國政治條件、地輿條件并不比齊國差，之所以弱于齊國，緣由之一，齊國采取融會外鄉文明的政策，對東夷文明“從其俗為”即順應外鄉文明，不是以周文明往改包養妹革外鄉文明；魯國“變其俗，革其禮”，力圖以周文明對外鄉文明進行徹底改革與改革。即使這般，魯國文明依然建基于外鄉文明即商奄文明的基礎之上，并不排擠夷文明且對夷文明多有接包養故事收。據學者考證，孔子學說的焦點觀念“仁”即源于東夷文明，“夷”即仁字的陳舊字體，夷風尚仁，仁由東夷文明之處所價值通過孔子的改革而上升為華夏平易近族的焦點價值。孔子“欲居九夷”也就在道理之中了。由此可見，魯國建國之前的外鄉文明對魯國文明的產生與構成同樣發揮了主要影響。
盡管齊魯與山東有種種差異，但我們還是認為山東文明可以稱為齊魯文明。第一，盡管先秦時代山東年夜地邦國眾多，但這些古國或本來是齊、魯年夜國的附庸，或因國土狹小沒有獨立的文明傳統，或在長期戰爭中為齊、魯所并，其文明也融進齊、魯這一年夜的文明系統了。
第二，地輿上“齊魯”概念與后來山東的行政區域概念雖有分歧，但相往不遠，齊魯文明成為山東處所文明的代稱。正如人們習慣于稱四川文明為巴蜀文明、山西文明為三晉文明、河北文明為燕趙文明、河南文明為華夏文明、湖北文明為荊楚文明，這些地區文明之范圍與現在的行政區域也不完整雷同，因此以齊魯文明稱謂山東文明順理成章。
第三，齊魯文明尤其是軸心時代齊魯文明是山東文明巔峰，也是當時中國文明甚至東亞文明的巔峰，永遠值得山東人驕傲與驕傲!
當然，我們不克不及泛用齊魯文明這一稱謂，山東文明與齊魯文明分開應用比較好。齊魯文明更多地指謂傳統文明，山東的近現代文明或許山東作為行政省存在以后山東年夜地所創造、產生的物質文明與精力文明以山東文明稱之比較妥當。
四、思惟史意義上的齊魯文明是中國文明的主體
思惟史意義上的齊魯文明包含創始時期的儒家、墨家、兵家、陰陽家、道法家等等。齊魯年夜地是管仲、台灣包養網孔子、孟子、荀子、孫武、孫臏、墨子、晏嬰、鄒衍等軸心時代一系列的思惟年夜師的故鄉或生涯之所，稷下學宮在戰國時代是百家爭鳴的主要場所；這里是中國思惟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的焦點區域，點燃了中國數千年思惟文明的火把，點亮了中國甚至東亞的思惟世界。孔子、孫武、墨子等思惟大師是山東人，更是中國人，他們的思惟是山東的，也是中國的，更屬于全人類。
齊魯文明最年夜的慧果，是在這塊文明熱土上誕育了孔子。柳詒徵師長教師指出：“孔子者，中國文明之中間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明。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明，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后數千年之文明，賴孔子而開。”【12】我們認為，柳詒徵師長教師的說法并不為過。孔子以文自任，述而不作，他“上承六經，乃經學之開山祖師；下開九流，乃諸子之源。由孔子始，以傳播知識為謀外行段的獨立的士(文士)階層開始走上歷史舞臺，開辟了中國學術文明獨立傳承、發展的統緒”【13】。孔廟年夜成殿里供奉著五位圣人即至圣先師孔子、復圣顏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亞圣孟子，滿是魯國人。而由孔子開創、孟荀紹述的儒家文明通過漢武帝采納董仲舒建議，“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書·董仲舒傳》)，使儒學成為中國傳統社會主流意識與官方學說，影響中國至深至遠至巨，進而通過宋明諸年夜儒推演、詮釋、發揮，孔孟之說流傳至韓國、japan(日本)、東南亞，成為東亞精力的配合標志。
假如說儒學代表了魯韻的話，那么兵學就代表著齊風。孔子代表“文”、教養、美德，兵圣孫武則代表著武、聰明與謀略，孔子與孫子一文一武，構成了齊魯文包養網ppt明的“雙曜”。《孫子兵書》《司馬兵書》《太公兵書》《孫臏兵書》等構成了齊國的兵學傳統，而《孫子兵書》為中國甚至世界兵學之圣典，對中國的戰爭理論與戰爭實踐產生了宏大而深遠的影響，遭到歷代軍事家、思惟家甚至尋常蒼生的喜愛。《孫子兵書》是一部充滿聰明的典籍，它探討戰爭中敵我、主客、奇正、眾寡、強弱、攻守、勝敗、短長等牴觸雙方的彼此轉化，提出“知此知彼”“不戰而屈人之兵”“奇正相生”“因敵制勝”“出乎意料，攻其不備”等命題，被歷代軍事家奉為圭臬。它不僅影響了中國，活著界軍事理論寶庫中也占有很是主要的地位，已被翻譯為【20】多種文字，遠播歐美，活著界軍事領域享有極高的聲譽。
墨學是齊魯文明的主要組成部門，在中國文明史占有主要位置。墨家面對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纂，眾暴寡、強凌弱的局勢，提出清楚決社會問題的十年夜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非樂、橫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墨家的辨學與印度因明學、古希臘邏輯學并稱三年夜邏輯體系。墨家在天然科學與技術上是先秦諸子學的翹楚，墨子被古人尊為“科圣”，中國發射的第一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被定名為“墨子號”。墨學在戰國時代是與儒家并稱的“世之顯學”，后世雖然陵夷，但其對中國文明尤其是在科技文明、俠客文明等方面的影響不容低估。
齊魯文明除了儒學、兵學、墨學、經學之外，還有陰陽家、稷下道家(陰陽家被章太炎等學者認為是儒家的別支)。鄒衍的“鉅細九州”宇宙論和“五德終始”理論成為后世政權更迭的主要哲學基礎。《管子》作為稷下道家或法家的代表性著作，歷代被奉為治國理政寶典。
經學是中國最富有本源性的學說，直達堯舜，貫通三代，遭到孔子及其后學的尊奉，世代相通，延及晚清。伏生、鄭玄、王弼、王肅、顏之推、顏師古、孔穎達等既是有名經學家，也是思惟家。經學者，齊魯之學也，中國之學也。借助于經學以及對經學的幾回再三詮釋，儒家思惟成為中國思惟文明的主流，中國文明的主體，東亞精力的象征。
從東漢末年到永嘉南渡，以及北宋到南宋的轉換之際，中國南方年夜亂。為迴避戰亂，山東的世家富家，如瑯琊王氏、瑯琊顏氏、瑯琊諸葛氏、泰山羊氏、蘭陵蕭氏等紛紛南遷，將齊魯文明帶到江南地區，推進了江南文明的發展。清代以后，“闖關東”“下四川”“北上南下”，一批又一批的山東人，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展現山東人的抽像。正如錢穆在《中國歷史精力》一書中所言：“若把代表中國正統文明的，譬之于東方的希臘般，則在中國起首要推山東人。自古迄今，山東人比較上最有做中國標準人的資格。他們最強勁、最活躍，年夜圣人，年夜文學家、年夜軍事家、年夜政治家，各種年夜人典範人物都有。”【14】張天麟稱山東人乃中華平易近族之“長子”。孔子的仁，子路的信，墨子的義，晏嬰的禮，諸葛孔明的智，武松的勇等，足以亙古不滅，令后世心向往之。
齊魯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東亞思惟衝破的焦點區域，齊魯文明奠基了兩千年多年來中國思惟文明發展的基礎標的目的，具有超出時空、超出平易近族與國度的廣泛價值與永恒意義。
余 論
齊魯文明具有多重意涵。至戰國后期，齊文明、魯文明經過長期交通、彼此學習甚至彼此滲透，魯公與太公立國時期的文明之異已經漸漸消解、融會了，雖然還有差異，但總體而言已經整合為一個文明整體。
齊魯文明的多重意涵之間既相對獨立，又彼此穿插、重合，存在著分而不分、不分而分的錯綜復雜的關系。作為軸心意義的齊魯文明是指魯國與齊國存國期間創造性的文明，魯國與齊國存續時間不過800年，但這一時期卻是齊魯文明的創造期，也是其最為輝煌的時期，規定了齊魯文明兩千多年的發展標的目的。軸心意義上的齊魯文明是經學意義上的齊魯文明的源頭，而經學意義上的齊魯文明是對軸心意義的齊魯文明的闡釋、傳承、抽繹與強化，沒有作為經學的魯學與齊學在齊魯年夜地甚至在燕趙吳越等長期流傳，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是不成想象的。恰是由于魯學與齊學的盛極一時，為齊魯文明成為中國文明的主體奠基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和平易近意支撐。地輿上的齊魯文明對軸心時代的齊魯文明而言既是源，又是流。一方面，魯國、齊國立國之時這片地盤不是文明空缺，而是有著豐厚的文明資源，如年夜汶口文明、龍山文明、夏商文明尤其是東夷文明等，這是魯國、齊國立國之初的文明基礎。無論是魯國對外鄉文明的“革”與“變”，還是齊國的“因”與“簡”，都無法擺脫外鄉文明即原生文明的影響。地輿意義上的山東外鄉文明是軸心意義上的齊魯文明的資源，而軸心意義上的、經學意義上的齊魯文明又成為地輿意義上的齊魯文明的源頭。若是掉往了軸心文明時期齊魯先賢的創造性思惟結果，齊魯文明在中國文明中的主體位置是不成想象的。思惟意義上的齊魯文明是對超出時空、超出國界、族界具有永恒、廣泛意義思惟的集中歸納綜合，重要指向軸心時代的齊魯文明，也包含后世經學年夜師及思惟家如鄭玄、王弼、劉勰、顏之推、孔穎達、石介、李清照、辛棄疾、張而岐、孔尚任等人的思惟。
總之，齊魯文明原初是一個聚集概念，自孔子始齊魯間思惟文明開始融會，戰國后期尤其是漢武帝之后，齊魯文明成為一非聚集性的整體范疇。孔子及儒家在中國文明史上的位置代表著齊魯文明在中國文明史上的位置，孔子及儒家在人類文明史上的位置同樣象征著齊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的位置。
注釋
1卡爾·雅斯貝爾斯：《歷史的來源與目標》，李夏非譯，桂林：漓江出書社，2019年版，第8-9頁。
2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惟變遷之年夜勢》，《飲冰室合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606-607頁。
3 趙志浩:《齊文明年夜觀·序》，北京:中共中心黨校出書社，1992年。
4 參見顏炳罡，孟德凱:《齊文明的特征、旨歸與本質:兼論齊、魯、秦文明異同》，《管子學刊》，2003年第1期。
5 梁啟超:《儒家哲學》，《飲冰室諸子論集》，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27頁。
6 《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470頁。
7 梁宗華:《漢初齊魯學者對儒學復興的貢獻》，《齊魯文明與儒學》，濟南:山東友誼出書社，1996年版，第148頁。
8 參見梁啟超:《儒家哲學》，《飲冰室諸子論集》，第28頁。
9 劉躍進:《“魯學”解》，《齊魯學刊》，2008年第1期。
10 周立升，蔡德貴主編:《齊魯文明通論》，濟南:齊魯書社，2015年版，第9頁。
11 葉圭綬:《續山東考古錄》，王汝濤、唐敏、丁余善點校，濟南:山東文藝出書社，1997年版，第18頁。
12 柳詒徵:《中國文明史》(上)，北京:東方出書社，2008年版，第226頁。
13 顏炳罡:《孔子在中國文明史上的位置——兼評“往圣化”傾向》，《孔學堂》，2015年第1期。
14 錢穆:《論中國歷史精力》，北京:九州出包養站長書社，2011年版，第113-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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