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
作者：顧宏義
來源：《華夏文明研討》2023年第4期
摘要：北宋神宗時文彥博所云“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今學界普通認為其指皇帝包養網排名與士年夜夫“共治全國”，但也有認為此語當解釋作“（皇帝）是替士年夜夫管理全國”者。通過詳細引證比勘諸史料，可知文彥博語遠紹孟子包養“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語，而包養自漢宣帝言“與我共此（治全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來，“共治全國”說為包含宋朝的歷代君臣所廣泛接收，只包養行情是文彥博代包養網之以“士年夜夫”罷了。故文彥博所說之“治全國”及其他宋人所云之“共全國”“同治全國”，大略皆為“共治全國”之意。
作者簡介：顧宏義，男，華東師范年夜學古籍研討所研討員、博士生導師（上海200241），重要從事宋史、古典文獻學研討
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三月“戊子，上巳假，上召二府對資政殿”商議政務，觸及“慶州軍亂”“行交子”與“淤田”“差役”“保甲”諸事，當時“上深以用兵為憂。文彥博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重為先。凡事當兼采眾論，不宜有所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勵精求治，而情面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以來法制，未必皆不成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上曰：‘三代圣王之法，固亦有弊，國家承平百年，安得不小有更張？’王安石曰：‘朝廷但求平易近害者往之，有何不成？萬事頹墮如西晉之風，茲益亂也。’”又論及免役法，神宗曰：“兼詢訪鄰近蒼包養網生，亦皆以免役為喜，蓋雖令出錢，而包養網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愿故也。”文彥博又曰：“保甲用五家為保，猶之可也。今乃五百家為一年夜保，則其勞擾可知。”神宗曰：“蒼生豈能知事之波折，知計身事罷了。但有實害及之則怨，有實利及之則喜。雖五百人為年夜保，于蒼生有何實害而以為勞擾乎？”文彥博曰：“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掉人心。”神宗曰：“更張法制，于士年夜夫誠多不悅，然于蒼生何所未便？”文彥博曰：“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非與蒼生治全國也。”[1]5369-5370
由于文彥博“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一語，已被本日學界廣泛視為宋朝君臣構成新政治形態的標志性話語，是懂得宋代政治結構的關鍵地點。但應若何準確解釋“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一語，當今學界卻存在不合：其一是認為“這就是宋代關于‘天子與士年夜夫共治全國’的一場有名對話”，明確天子與士年夜夫“好處分歧，目標分歧”，故在士年夜夫與蒼生兩者上，“士年夜夫的好處是第一位的，天子應起首考慮士年夜夫的好處而不是蒼生的好處”，同時此語也蘊含這樣一個觀念，即“治全國”并非僅是天子一人之事，其“責任也同時落在士年夜夫的身上”【1】。然何謂士年夜夫？《毛詩注疏·女曰雞鳴》疏曰：“士年夜夫，正人之總辭，未必爵為年夜夫、士也。”[2]又《資治通鑒》記五代漢時“艱于除拜，士年夜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沾一命者”。胡三省注曰：“此所謂士年夜夫，指言內內在官之人。”【2】即所謂士年夜夫，乃指朝廷百官，而《毛詩注疏》所言還包含社會賢達士人，即“正人之總辭”，此年夜體可視作包含文彥博在內的宋人對“士年夜夫”一詞的普通解釋。其二則是認為“與”字或可解釋作“為”“給”之意，即文彥博的本意“能夠不是強調‘同’士年夜夫共治全國，而是指‘為’士年夜夫管理全國；亦即朝廷政策設施的最基礎目標，應該起首是為士年夜夫（而非蒼生）好處著想的”。這種懂得，恰與馬端臨《文獻通考》中對文彥博此語的“批評相合”【3】。其后有學者進而辨析此語中的“與”字，應釋作“替”“為”之義，且“治”字并無“配合管理”之義，故此處“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當解釋曰“（皇帝）是替（為）士年夜夫管理全國”【4】。
文彥博此語，畢竟該作何解釋？在此無妨先來探討一下宋人甚至后人的相關論議。
一、“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探源
通檢宋、元文獻，文彥博“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一語，除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以及源出《長編》的諸史籍如彭百川《承平治跡統類》卷十五《韓絳宣撫陜西》【5】、《宋史全文》卷十一【6】、宋末類書《群書會元截江網》卷四《法祖》【7】引《長編》曾有載錄以外，南宋杜年夜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十三《實錄·文忠烈公彥博傳》及王稱《東都事略》卷六七《文彥博傳》、《宋史》卷三一三《文彥博傳》皆未載錄此語，也未見宋人曾有直接議論包養者。
如《實錄·文忠烈公彥博傳》記載此次神宗召對輔臣議國事，乃云：“彥博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重為先。凡事當兼采眾論，不宜有所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情面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成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爾。’王安石曰：‘朝廷求往平易近害，何不成？若萬事隳頹如西晉風，茲益亂也。’安石知為己發，故力排之。”[3]全未述及文彥博嘗有“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一語。《東都事略》、《宋史》之《文彥博傳》所云，大略沿襲《實錄·文忠烈公彥博傳》文字，即在此強調文彥博與王安石間的觀點沖突，而著意淡化文彥博與神宗間的意見不合。
元初馬端臨對文彥博此語的批評載于《文獻通考·職役考一》，云：“潞公此論掉之。蓋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于任怨，而不為毀譽所動。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盡令輸錢，坊場、酒稅之進盡歸助役，故士夫豪右不克不及無怨，而實則農平易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于蒼生何所未便’之說。而潞公此語，與東坡所謂‘繁榮太過，廚傳蕭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為流俗干譽，缺乏恤者，是豈足以繩其偏而救其弊乎？”[4]此后直至清代，方見乾隆天子評議此語，于《御制日知薈說》中批評道：“王安石免役之令，不為無補，既無追呼刑責之苦，且鮮挽輸力作之勞，而按戶科配，所費實鮮，當時士年夜夫顧以吵嘴爭之，且爭之而不克不及窮其詞，如文彥博云‘惟與士年夜夫治全國，非與蒼生治全國’，是豈足以折安石之喙乎？彥博之說，似本于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之意，不知此正所以與蒼生治全國也。即當時免役，豈能無弊，弊在務多斂而取贏也。又在今雖免役，而異日助役如故，仍復受役也。彥博不知議及此，但云‘祖宗法制，不成更張以掉人心’，至以為與士年夜夫共治，非與蒼生共治，尤理缺乏以伸其詞。是皆安石逆料必有是論，而適合其意者也，豈足以移安石之志哉。”[5]《御制日知薈說》此段文字中稱文彥博“惟與士年夜夫治全國”之語，實“似本于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之意”，此頗可惹起古人關注。
所謂“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見《孟子·離婁上》，孟子曰：“為政不難，不獲咎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全國慕之，故沛然包養網德教溢乎四海。”注曰：“巨室，大師也，謂賢卿年夜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又曰：“慕，思也。賢卿年夜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全國思以為君矣。沛然年夜洽德教，可以滿溢于四海之內也。”[6]檢宋張九成《孟子傳》釋曰：“一國之心，歸于一國之賢者。人君能即民氣所歸之人而用之，則一國之人歡欣鼓舞，令之則聽，禁之則止，號之則來，驅之則往。上不疑于下，下亦不疑于上，則以其間有賢者為之依倚也。”[7]由此見文彥博“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之語，確實本之于“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之意，而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全國慕之”諸語，正如《御制日知薈說》所指出的，也確實含有“正所以與蒼生治全國也”之意，恰與文彥博所欲表達之意相違異。
二、漢唐君臣說“共治全國”
兩漢以來，君臣于論議管理全國時，多有襲用孟子此意者。如《漢書·循吏傳》載漢宣帝嘗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8]3624以為“太守，吏平易近之本也。”[8]3624而與皇帝“共治全國”者為“良二千石”，即州郡太守。此州郡太守，即“古之諸侯”。三國魏曹冏《六代論》有云：“三代之君與全國共其平易近，故全國同其憂。”呂延濟注曰：“三代，夏、殷、周也。與全國共平易近者，謂樹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全國有難，則諸侯同憂。”[9]此即皇帝與良二千石“共治全國”之基礎。
是以，后世君臣多有直接援用漢宣帝此語或其意者，此中有君主詔示全國臣平易近者，如《晉書·范寧傳》載晉帝詔書有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全國者，良二千石也。’”[10]1988《魏書·高祖紀》載魏孝文帝詔書曰：“今牧平易近者，與朕共治全國也。”[11]143《肅宗紀》載魏孝明帝詔書曰：“攘災招應，修政為本，平易近乃神主，實宜率先。刺史守令，與朕共治全國，宜哀矜勿喜，視平易近如傷。”[11]230又如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年）仲春敕曰：“凡刺史、縣令，與朕共理蒼生，寄任尤切。”[12]231
也有臣僚用于諫說皇帝者，如《晉書·劉波傳》載劉波上疏云：“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全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10]1840《慕容傳》云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全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10]2855又唐初禮部侍郎李百藥上《封建論》言：“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13]劉長卿《仲秋奉餞蕭郎中使君赴潤州序》云：“天子臨軒旰食，憂濟在人，擇良二千石，與之共理。平易近有疾苦，得以安之；吏有侵漁，得以往之。為風化之本，系黎元之命。”[14]第1340冊，43而《新唐書·選舉志》也載“唐玄宗即位，厲精為治”，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上疏有言：“縣令、刺史，陛下所與共理，尤親于平易近者也。”[15]
與指稱處所“良二千石”者稍異，也有人稱與皇帝“共治全國”者乃朝廷之“貴臣”。如《后漢書·李固傳》載李固對皇帝有“今與陛下共理全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16]。《隋書·韋世康傳》載隋吏部尚書韋世康“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全國，乃至承平。’”[17]1266-1267又如唐太宗時，“上與貴臣宴于丹霄殿，謂群官曰：‘為政之要，務全其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包養，亦何所益？朕與公輩共理全國，令中夏乂安，四方靜肅，并由公等咸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致耳。’”[1包養網8]第433冊，662而白居易《授武元衡門下侍郎平章事制》則云：“朕嗣守丕業，行將十年，實賴一二輔臣，與之共理。”[14]第1337冊包養網比較，212
故而有人將上述“良二千石”與“貴臣”合稱為與皇帝“共治全國”者，如陳子昂上《論牧宰疏》曰：“臣伏惟陛下當今所共理全國、欲致承平者，豈非宰相與諸州刺史、縣令耶？陛下若重此而理全國乎？臣見全國理也。若陛下輕此而理全國乎？臣見全國不得理也。何者？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18]第436冊，625
與上述所指“良二千石”“貴臣”二者稍異，史上頗為有名的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所頒下的求賢令中乃云：“自古授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正人與之共治全國者乎！”[19]明確將與皇帝“共治全國”者的范圍擴展至“賢人正人”。此后也多有聲稱百官、賢能之士為皇帝“共治全國”者。如晉人傅玄云：“賢者，圣人所與共治全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為急。”[20]《北齊書·循吏傳》云：“先王疆理全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奸，禮教以防其欲。故分職命官，共理全國。”[21]637《薛琡傳》載薛琡進諫皇帝“共治全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年夜臣舉賢良樸直、有道婉言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21]370，如此。上述史猜中泛指與皇帝“共治全國”的百官、賢能之士，其含義大略同于文彥博所稱之“士年夜夫”。
三、北宋後期君臣說“共治全國”
對于漢、唐君臣而言，“共治全國”乃其時常提撕之話題。與前代比較，宋人言論中觸及“共治全國”者就更為廣泛，但其所言之皇帝所與“共治全國”者，仍不出上文所述及的“良二千石”“貴臣”與泛指百官賢士包養三類。下文即引述文彥博之前的北宋後期君臣關涉“共治全國”之語來探討其語義。
如北宋名臣范仲淹于《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有云：“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全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22]480又《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云：“臣竊見古者內置公卿士年夜夫，助皇帝司察全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包養、刺史、觀察使、采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內外皆得人，未有不年夜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采訪使之職也，包養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全國者，唯守宰最要耳。”包養[22]664《奏上時務書》云：“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全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恩。故百僚師帥，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年夜端也。”[22]174-175此外，蔡襄《梁適母追封安國太夫人閻氏可追封□國太夫人制》云：“進登宰路者，所以共治全國。”[23]462右正言王覿也上言云：“人主所與共理全國者執政年夜臣，而治亂安危之所系也。”[24]此中，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所云即指“良二千石”；蔡襄、王覿所指乃“貴臣”；而范仲淹《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奏上時務書》所云皆指百官，只是強調“與陛下共理全國者，唯守宰最要耳”。
雖然宋人仍多稱“良二千石”為“共治”者，如楊億《代三司劉密學謝表》云“嘗出司于漕挽，亦共治于方州”；夏竦《議選調》云“國家膺天成命，司牧元元，分命庶官，共治全國”；宋祁《上兩地謝赴闕啟》云“恩被典州，責深共治”等[25]417。但與前代比擬，宋人言論中以百官賢士為“共治”包養網比較者明顯增多。宋太祖即宣稱：“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全國。”[26]宋太宗也對眾宰執道：“中書、樞密，朝廷政事所出，治亂最基礎系焉。且全國廣年夜，卿等與朕共理。”[1]600蔡襄所撰詔敕《戒勵臣僚奏薦敕》云：“朕制臨全國，思與賢材而共治之。”[23]418此當與宋代士年夜夫政治之發展頗有關系。
胡瑗包養于《周易口義·屯》中嘗就“共治全國”說論證道：“夫六合氣交而生萬物，萬物始生，必至艱而多難，由艱難而后天生，盈六合之間。亦猶君臣之道，始交將以共定全國，亦必先艱難而后至于興盛。如湯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呂看，其始交時，皆有四方之多虞，然后卒能共治全國。是皆先艱而后通也。”[27]202又在《未濟》中解說云：“正人之光也者，以柔順文明之道，所行得中，且下應九二剛明之臣與之齊心戮力，一志畢慮，與全國興利除害，致全國于既濟。是正人光顯之德也。有孚吉者，言六五以柔順之質，委任九二剛明之臣，與之共治全國，當絕疑忌之心，以信相待，則興治之功畢而終獲其吉也。”[27]448即指出“君臣之道，始交將以共定全國，亦必先艱難而后至于興盛”，故皇包養網帝當與剛明之臣“齊心戮力，一志畢慮”而“卒能共治全國”。
由上述引證歷代多條史料可證，文彥博“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一語，乃是遠紹孟子之語義，而與漢、魏以來諸君臣、學士所稱揚之“共治”之辭一脈相承，只是以“士年夜夫”替換“良二千石”“百官”“賢能之士”罷了。是以，文彥博所言的“治全國”，當即漢、魏以來耳熟能詳之“共治全國”，故當時文彥博“脫口而出，視若當然”[28]221，而宋神宗以及王安石諸年夜臣也一無異議，皆“視為當然”，其緣由當即在此。是以，古人認為文彥博此言的本義“不是強調‘同’士年夜夫共治全國，而是指‘為’士年夜夫管理全國”或“（皇帝）是替士年夜夫管理全國”的解釋，似難以成立。
由于“共治全國”之“共治”對象即為蒼生。如隋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有云：“方明天下承平，四海清謐，共治蒼生，須任其才。”[17]1481-1482隋文帝嘗有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理蒼生，義統一體。”[29]又唐太宗嘗對侍臣稱：“朕……今與諸公共理蒼生。”[30]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仲春敕曰：“凡刺史、縣令，與朕共理蒼生。”[12]231而文彥博宣言之“（皇帝）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非與蒼生治全國”，則可為上引“共理蒼生”諸語的注腳。
但《尚書·五子之歌》曰：“平易近惟國本，本固邦寧。”[31]148《泰誓》曰：“天視自我平易近視，天聽自我平易近聽。”[31]221又曰：“天矜于平易近，平易近之所欲，天必從之。”孔安國包養網傳曰：“言天除惡樹善，與平易近同爾。”[31]219《咸有一德》曰：“包養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平易近主罔與成厥功。”孔穎達疏曰：“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則鄙人不願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31]180故宋人袁燮發揮云：“人主欲勝利，須與平易近共之。全國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則誰與勝利乎？”[32]是以，文彥博于答覆宋神宗詰問“更張法制，士年夜夫誠多不悅，然于蒼生何所未便”時聲稱“非與蒼生治全國”，顯然與儒家傳統之說相違背。雖然士年夜夫與蒼生之間確實存在著好處的區別與沖突，二者乃屬分歧“階級”，但“人主”“士年夜夫”年夜都于此不願明言。因王安石“新法”確實損害“士夫豪右”的好處，“而實則農平易近之利”，故馬端臨評議文彥博此一借“共治全國”之名來為“士夫豪右”爭利之語，與蘇軾“繁榮太過，廚傳蕭然”之言，同被王安石“指以為流俗干譽，缺乏恤者”。此大要也是《名臣碑傳琬琰集》《東都事略》《宋史》諸史書之文彥博傳中未采錄此語，宋人亦未有對此語有所評議之緣由地點。
四、“共治全國”與“共全國”“同治全國”
宋人在言談“共治全國”外，另有稱說“共全國”及“同治全國”者。
東晉時期開啟百年門閥政治格式的“王與馬，共全國”，乃屬眾人所熟知的有名歷史事務，其“所謂‘共全國’，既是共治全國，也是共有全國”，但這種政治局勢“盡管在當時為穩定政局所必須，卻終究長短常態的”[25]415-416。但“共全國”一詞，也頗為宋代士年夜夫所應用。如南宋魏了翁在《論士年夜夫風俗》文中有云：“臣聞人主所與共全國者，二三年夜臣也。”[33]301洪天錫上疏云：“高低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全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全國乎？”[34]12656又劉黻上疏“論內降恩澤”時云：“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全國事當與全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34]12248故今有學者由此認為此“意味著士年夜夫不僅不滿足于與天子共治全國，並且要共有全國”[35]。然仔細辨別其高低之文義，大略可知上述數人所謂“共全國”，即指“共治全國”而言。如魏了翁《論士年夜夫風俗》于“臣聞人主所與共全國者，二三年夜臣也”，下又云及“二三年夜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同心專心，高低同德，表里無貳，顛末不渝，然后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33]301。可證其所謂“共全國”，并非指“共有全國”，實為“共治全國”之意。
其實宋人這般言論者頗多，如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十月彭汝礪上言：“今陛下所與共全國事者，唯一二執政之臣。”[1]6978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閏仲春王巖叟上言：“臣竊以陛下所與共全國之治者，惟二三執政年夜臣罷了。得其人，則陛下不勞而全國蒙福；非其人，則全國受敝而陛下獨勞。”[1]8935元祐五年（1090年）十一月孫升上言：“今尚書右丞許將為陛下股肱心膂之臣，所與共全國之事，齊心一德者，不過四五年夜臣罷了。”[1]10815欽宗時陳公輔上言：“臣聞皇帝所與共全國者，七八年夜臣。得人，則朝廷正，百官治，海內戰爭，四夷效順；茍非其人，全國不安。”[36]又如北宋中期王珪《問賢良樸直策》云：“天子若曰：自昔欲治之主，曷嘗不進圖材賢，以共全國之務哉？”[37]劉攽《貢舉議》云：“選舉之法行之百有余歲，累朝將相名卿及今之所謂賢材與共全國之論議者，皆非以他涂進者也。”[38]徐積《策問》云：“皇帝之所與共全國者，其人皆出乎士也。士之所乃至業乎君，致功乎平易近，其道皆出乎其所學也。”[39]故上述諸言說“共全國”者，不論其是代皇帝“立言”，還是向皇帝進言，也大略是指稱“共治全國”，與上述魏了翁所云之意雷同。
程頤在釋《尚書·堯典》“克明俊德”時云：“帝王之道也，以擇任賢俊為本，得人而后與之同治全國。包養全國之治，由身及家而治，故始于以睦九族也。”[40]有學者云此“同治全國”四字，可為文彥博“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之語“作注，並且比原語更為奪目”[28]221，并進而認為此四字“完整表達了宋代士年夜夫以政治主體自居的心思”[28]160。其實從程頤“同治全國”下接“全國之治，由身及家而治，故始于以睦九族也”諸語，可見其包養所謂“同治”，還是“共治”之義，與漢、唐以來君臣所言者并無二致，只不過程頤強調為達到“全包養國之治”之目標，必須“由身及家而治”罷了。
結語
由上述詳引諸條史料可知，文彥博包養“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一語，乃是“本于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之意”，而與漢、魏以來諸君臣、學士所稱揚的“共治全國”之辭一脈相承，遂為眾人耳熟能詳，只是其以“士年夜夫”替換“良二千石”“百官”“賢能”等罷了。是以，其“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之語，似不克不及解釋作“（皇帝）是替士年夜夫管理全國”。而宋人所言之“共全國”“同治全國”，其意也同于“共治全國”。中國現代政治體制發展至兩宋時期發生了嚴重變革，士年夜夫政治絕後活躍，對“共治全國”的懂得也有著深入變化，文彥博“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之語確實在相當水平上反應出當時的政治生態，但就文彥博此語自己而言，便是為包含宋朝的歷代君臣所廣泛接收的“共治全國”之說，并非石破天驚之“新語”，似不宜予以過度詮釋。
注釋
【1】見程平易近生：《論宋代士年夜夫政治對皇權的限制》，《河南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張其凡：《“天子與士年夜夫共治全國”試析——北宋政治架構探微》，《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王瑞來：《宋代士年夜夫主流精力論——以范仲淹為中間的考核》，《宋史研討論叢》第六輯，河北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169-198頁；何忠禮：《論宋代士年夜夫的“共治”意識》，《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2020年第3期；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年夜夫政治文明的研討》，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21頁；等等。
【2】見司馬光撰、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卷二八八，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9521頁。關于“士年夜夫”的相關議論參見張其凡：《“天子與士年夜夫共治全國”試析——北宋政治架構探微》，《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6期；又載張其凡：《宋代政治軍事論稿》，安徽國民出書社2009年版，第1包養網價格98-199頁。
【3】鄧小南在《祖宗之法——北宋後期政治述略》第五章論及“從‘奉行圣旨’到‘共治全國’”時，曾提到學界的此種觀點。參見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後期政治述略》，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413頁。
【4】見張希清：《文彥博所說“為與士年夜夫治全國”并非皇帝與士年夜夫“共治全國”》，《華夏文明研討》2022年第4期。
【5】彭百川：《承平治跡統類》卷十五《韓絳宣撫陜西》，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版，第10頁。
【6】《宋史全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30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388頁。
【7】《群書會元截江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34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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